总之，乾嘉学者认为，在体例上，《史记》通变化，较灵活；《汉书》守绳墨，较严谨。所谓“迁才高识超，不拘拘于绳墨；固言必矩度，有阡陌可寻”。[9](卷二)“《史记》变化，《汉书》整齐”，[3]在体例上各有其优缺点。对二者体例异同的评价，章学诚所论甚为精当，说“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他认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9]（P49）细绎二书，笔者认为此论独具只眼，高人一筹，甚符合《史》、《汉》的实际。班书体例严整，迁史体例灵活，但都能适应其记事之需要。

三、叙事风格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20]（P11），故评论史书需重视其叙事特点。就《史》、《汉》二书来说，在乾嘉学者看来，其叙事风格均不失大家风范，各有千秋。叙述史事上“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写作风格上 “《史记》宕逸，《汉书》沈厚”[3]。

司马迁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在这一点上班固要逊色一些，如熊士鹏论《史记》刻画人物，说：“余每读其列传，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10]（卷二）司马迁写人物善用对话，且多用口头语言、谚语等，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惟妙惟肖。而班固由于“言必矩度”，[9]（卷二）以致行文平铺直叙，少了一些变化、灵活之感。所谓“孟坚文密，子长文疏。凡文力大则疏。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21]另外，司马迁注意用晦，“文贵远。远必含蓄”、“意到处言不到，言尽处意不尽”、“子长文并非孟坚所知”。[21]在这一点上，乾嘉学者认为班固不如司马迁。

但是，在某些篇章叙事上，班固又有不亚于司马迁、甚至超过司马迁之处，如赵翼指出：“《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魏禧谓固密于体，而以工文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4](P22)又如沈德潜说：“《史记》于李陵战功叙之极略，而《汉书》所载，‘自千弩俱发，应弦而倒’，下至‘击鼓起士，鼓不鸣’止，使千载下毛发俱动，不独表陵之勇，亦以鸣太史公救陵得祸之冤，此班之胜于马也。”[5]（卷三）从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史》、《汉》两书的叙事风格，乾嘉学者是有相当公允的看法的。

在叙事方面论述较详细、较客观的是熊士鹏，他认为二书叙事有“马书之隐而彰”者、有“班书之详而核”者、有“马书之直而宽”者、有“班书之赡可为戒”者，“后之人读此二书，于其隐而彰，则知乐得为善之利，于其直而宽，则知开其悔过之渐，于其详而核，则知实济有裨之为贵，于其赡可为戒，则知遗行有玷之为羞，此皆不失乎《尚书》、《春秋》之道与法，而足以继古传今者也”。[10]（卷二）在此熊士鹏认为二人尽管在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均能达到史书应有的效果，均不失为良史之作。

就序赞来说，乾嘉学者认为二书不分伯仲，班固《汉书》“十二纪赞言简义该，神味四溢，与《史记》同工”；[3]且“太史公论赞，…… 皆有深义远神，诚为千古绝笔”。[22]（P631）    

总之，在叙事风格上，乾嘉学者认为《史》、《汉》两书各有特点，迁史的文章风格是峻洁雄伟，班书的风格是沉稳密塞，均对后世有重要影响，诚如浦起龙所说：“要而论之，文章议论之高，班不及马，而后人无迁之才，则宁学固，不可学迁。以迁书变化无方，而固书有规矩可遵也。朱子云：‘太史书疏爽，班固密塞。’夫密塞则有法可循，故后世之史，亦多从《汉书》之例云。”[9](卷二) 

四、 学术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进行全面评述的当推班彪、班固父子。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的赞语中指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23](P2737 — 2738)班氏对《史记》的这三点批评，一直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他们在研究《史》、《汉》学术思想时，一般都立足此三个方面，或是或否，反复辩驳。乾嘉学者对《史》、《汉》两书思想进行比较时，同样非常注意班固对《史记》思想的这一评价，并由此对司马迁、班固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

在乾嘉学者看来，班固批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实际上是混淆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司马谈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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