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以针砭的，如认为《古今人表》与其断代史的体例不符；收录人物荒诞、无稽，并以己意定高下。对此，赵翼、章学诚、浦起龙、沈德潜、熊士鹏、朱仕琇等都有所论述，如沈德潜说：“《汉书 • 人表》一卷，起自伏羲，迄于董欣、司马翳，准之体例，未为得宜。盖《汉书》既以汉为主，不必复序古今人物。”[5]（卷三 ）浦起龙也说：“至若《古今人物》一表，草率支缀，强分九品，并阑入庄、列寓言无实之人，尤为识者所笑也。”[9]（卷二 ） 另一方面，也有替《古今人表》辩护的，认为班固撰《人表》虽未列汉人，但有因古鉴今的思想。如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说：“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著乎万世。”[11]（P140）梁玉绳也说“班氏广征典籍，搜列将及二千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恶，准古鉴今，非苟作者” [12]（P467 ）等等。乾嘉学者对《汉书·古今人表》的不同认识，反映出他们对史书编纂体例的不同看法，尤其是对于断代史纪传体编纂的不同看法。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要认识《古今人表》的价值，必须深入体会《汉书》的史学思想及《古今人表》的立表旨趣。[13]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通史、断代之思想融通。
就本纪而言，乾嘉学者对二书争论最多的当属《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惠帝本纪》等。一方面，乾嘉学者肯定《史记》为项羽、吕太后立本纪。如钱大昕认为项羽“虽非共主，而业为天下主命，不得不纪其兴废之迹”，《汉书》降项羽为传，是因为“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14]（P573）所以说“《史记》，一家之言；《汉书》，一代之史”。[8]（卷二八）又如邹方锷说“羽之立本纪也，迁盖以继秦而有天下者羽也”、“削孝惠而纪吕后，纪其变也，著其实也”。[15]（卷六）此等议论甚得史公之深意，也反映了钱大昕等人在历史编纂思想上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也有乾嘉学者肯定《汉书》的作法，如赵翼认为本纪之体是用以“叙述帝王”，而迁《史》为项羽立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4]（P3）又梁玉绳批评《史记》说：“惠帝不立本纪，反以吕代刘。睹斯众论，咸成乖越。”[16]（P101）赵翼等人的评价，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汉书》断代为史，意在尊汉，应把高祖冠本纪之首，此无可非议。但批评《史记》的做法，又欠妥当。司马迁《史记》为通史之作，他是站在历史变化的高度上臧否人物、评论历史的，而赵翼等人不甚理解史公旨意。窃以为，《汉书》为惠帝立纪、项羽改传，重在表现体例严谨，强调封建礼法制度不可逾越。而《史记》为吕后、项羽立纪，则重在突出历史变化以及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史》、《汉》二书的“书志”部分，均记述典章制度，对后人研究古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史等，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班固对“志”非常重视，《汉书》“十志”除继承《史记》“八书”之外，在内容上又有所增加，如《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五行志》等。乾嘉学者对《汉书》“书志”所增内容进行了仔细研究，如朱仕琇认为二者的不同“有损有益”，“《律历》、《礼乐》、《五行》、《艺文》诸志，迁无而班有”。[17]邱逢年也说“马阙《地理》而班于此志为特精”，“凡此岂非马失而班得乎”？[3]肯定了其所增内容及首倡之功。
乾嘉学者对二书重合部分的列传也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记》旧文，间有《史记》无传而增立者”。[4]（P22）并且肯定其所增之传，如赵翼就认为“《史记》有《齐悼惠王世家》，而赵隐王如意、赵共王恢、燕灵王建皆无传，赵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内。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阙之？《汉书》皆立传”[4]（P22）但乾嘉学者在肯定其增传的同时，也指出了《汉书》所增列传有流于繁琐的一面，如章学诚说“自班、范以后诸传，人各自为首尾，史传由是益繁”。[18](P245)另外乾嘉学者注意到《汉书》对《史记》的列传也有所改动，并认为这种改动得失参半。如王鸣盛认为《史记· 大宛列传》把张骞、李广利二人穿插叙述，而“班氏以二人截分两传”，“体例明整，马不如班”。[1]（卷六P2）而沈德潜则指出，“《史记》详叙桑弘羊、孔仅之去本趋末，乱法扰民，《汉书》只述晁错之入粟塞下，而于弘羊等阙焉，此班之不及马也”。[5](卷三)《史》、《汉》二书列传的差异反映了司马迁、班固二人史识的不同，乾嘉学者所论较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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