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史料的广泛搜集和严择慎取，是乾嘉学风的显著特点。受其影响，一代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凡立一说，必凭证据；凡引资料，极为审慎。故而在史料学和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一些充满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被构建出来：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以及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等。这些史家的治史理论和实践，于今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广集史料，据实立说

梁启超虽是近代今文经学的健将，为文崇尚微言大义，追求经世致用，但其后期在治史门径上却服膺文风谨严、言必征实的乾嘉先贤。他以自己的治史实践说明，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对于古史中失载或缺略的史实，他总是“博搜旁征，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1]。为了研究春秋以前的部落分布情况，他不惮繁冗，爬梳剔抉，先从《左传》、《国语》中整理出业已灭亡的六十多个国名，然后又从《逸周书》中辑录出三十多个，从金文款识中搜集到九十多个，从其它散见的各种书籍中发掘出三四十个。最后，比照删除所获史料的相互重复部分，在余下的可以考见的三百多个国名的基础上，ｒóｎｇ＠①铸出这样一个确定不疑的结论：“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2]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简短结论，梁启超不惜时间与精力，史海耕耘，孜孜以求。这种方法和精神，显系承自乾嘉学派。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等，是最能体现这种学风的精品佳作。

王国维强调历史研究当“以事实决事实”。在《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中一再强调：“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3]这一学术思想的形成，虽然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实证理论的激发，但其渊源仍应是乾嘉学派注重证据，据实立论的“实事求是”学风。王氏此论并非执意抵拒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而是要努力矫治近代以来滋生蔓延的游谈无根、无端妄断的恶劣治史习气。因此，他刻意追求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以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以他对西北地理与蒙元史的研究为例，从抄写校对杜环的《纪行记》、高居海的《使于阗记》起，直到《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止，在史料整理方面，费时就达两年有余，其间除了写有《古行记校注》四种、《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和《蒙古札记》七则外，还编有《元朝秘史索引》。所有这些，都被他视为元史研究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王国维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因其深受扬州学派（乾嘉学派的一支）的影响，敏锐地意识到了晚近新见实物资料的特有价值。据粗略估计，从辛亥革命时起，他先后研究过的实物史料不下20种：从甲骨卜辞、钟鼎款识、虎符兵革、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人物塑像，直至唐人手迹、宋元古书，甚而古墩木刻等，大凡当时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他几乎都曾涉猎并潜心研究过，而所有这些筚路蓝缕性的工作，都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在为文立论时征引宏富，弃取自如，持论得当，比如他考证殷先公王恒其人其事，除了例举出卜辞中的三个显在证据外，又罗列出其它鲜为人知的佐证14个[4]。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凿凿有据，确定不移，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感。这种广泛搜集和占有史料的学风，是对乾嘉先贤在继承基础之上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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