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陈垣先生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从学术渊源看，他直接师承并执意恪守的无疑仍是乾嘉历史考据方法。出于景仰和叹服，他曾反复研究乾嘉学者的著作手稿和论学书札，着意探求他们的治学旨趣和门径。长期的学风濡染和方法训练，使他对乾嘉学派的某些优良传统信守不渝。他强调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一贯倡导“竭泽而渔”的治史原则，搜集资料务戒遗漏，力求完备。他告诫学子：“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5]强调资料占有得越充分，考虑问题的角度就越新颖、独特，认识问题就越有深度，得出的结论就越确切可信。所以他一贯坚持在主要材料未到手之前，决不急于动笔为文的治史信条。最能体现其学术旨趣的是，他的每一论著，都是在参考数十种甚或成百种史料的基础上辛勤著成的。如他在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过程中，前后参考过二百余种资料，在《五代史辑本发覆》写就前，以资料汇编形式结成的书稿就积有三尺多厚，而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的正稿，才不过二万余字。无怪乎史学界公认该书言言有据，字字珠玑。为了编撰《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先生积累了一万二千余条的材料，故而在杀青成册时选定的一千一百余条史例，令方家难挑瑕疵。

在陈寅恪先生身上，乾嘉遗风的痕迹更是清晰易辨。他认为：史料不全，论点的精确性便难以保障；论据不足，必然导致论证乏力。朱延丰曾将自己撰著的《突厥通考》一书交托陈寅恪先生审阅，在通核全书后，陈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该书“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似乎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竟要朱延丰“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6]。果然是在十年之后，陈先生才对经过大量补正之后的《突厥通考》一书不吝赞誉并欣然为之作序。在讲授中国中古史课程时，他首先提示学生：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史料保存的完整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上古史因材料奇缺，证据和反证随之亦少，故论断常流于推测。近代史资料丰富，搜集相对容易，确切地诠释材料亦非难事，但若求史料完备，罕能如愿。中古史料得天独厚，较遂人意，史家大有用武之地，但尤需注意的是，这些充足的史料，有时不但不足以构成确证，反而却足以构成反证[7]。基于这种认识，他选定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他虽然熟谙上古史，但却很少论及，个中原因，盖与其厌弃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仅凭印象，徒托空言不无关系。

尤为可贵的是，陈寅恪先生不但重视对新见史料的充分占有，而且还力倡并躬行践履对新见史料的开发利用。他曾高度评价新史料的特有价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8]敦煌写本是当时的新见史料，而在他的论著里，不乏用敦煌史料从事研究的成功范例。如他利用敦煌写本李义府撰《常河碑》来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时机和成功原因，使人感到既新奇又可信，无不心悦诚服于他的不刊之论。

顾颉刚先生长于吴派基地，自幼受吴派学者追求渊博风气的濡染，因此，终其一生，都将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作为治史第一要义，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顾先生曾言：“以前我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ｄòｕ＠②ｄìｎｇ＠③的……到这时我才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9]顾先生对今文家的菲薄之词或可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推崇乾嘉学派之广博务实、鄙弃今文学派之简约空疏的治学态度，的确成就了他一生的学术事业。目前保存下来的顾先生的读书笔记，总计有一百八十余册，约四百余万字。这座浩瀚的资料宝库，是他数十年来如一日，如痴阅览，如狂抄录，铢积寸累，积微成巨的结果。正因有了这种博大的基础，才做成了他精深的学问。

二、精于考辨，严于取舍

乾嘉诸儒大多精于校勘，其目的概在于给当世和后世学者留下可信度较高的史料。王鸣盛曾坦言：“予识暗才懦，一切行能举无克堪，惟读书、校书颇自力。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不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10]由此可见，王鸣盛把校书视若治学的基础性工作，视若避免著述错误的保障性手段。乾嘉学派之所以被称做考据学派，是因其大多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了古籍整理和考订事业之中。治经者如此，治史者亦无二致。《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札记》等，俱是考史、校史的经典性著作。它们为古籍订正错误、补苴罅漏，将我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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