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构建者之一梁启超认为，如欲保障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就必须善于进行严密的正误和辨伪。他在总结、概括乾嘉考据学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一套系统的、具有近代科学实证精神的史料鉴别技术。他强调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验证史料之真伪。当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发生抵牾时，则以最原始、最近真者为可信。在辨伪方面，梁启超也持有独到的见解，其所归纳的辨伪求真方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这些方法源自何处？梁启超自认其得自乾嘉学风的启迪。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节论到其写作旨趣时，梁启超申明：“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重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11]就是说，虽然他因受乾嘉学风影响而不惮其烦地反复例举和论证史料的鉴别方法与技巧，但并非意在引导人们趋向繁琐考证，而是要提醒史家真正领悟乾嘉学者所倡“实事求是”学风之真义所在。

在史料考订方面，王国维提出了屡试不爽的“二重证据法”。该方法主要包括文献与文献、文献与实物铭文、实物与实物的互证三种形式。它要求在互证前必须明晓互证双方是否出自不同的观察。如果是地下材料和文献材料之间互证，因为两者显系出自不同的观察，当然可以直接互证；而在文献与文献之间，由于可能存在着转抄关系，因而必先经过审慎的考察后方可互证。考察的基本程序是：通过目录学了解作者、成书年代、地点及流传情况等。经分析综合，如果确认两种文献出自不同的观察，那么才可以进行两者互证。这种方法的创用，更加完善了史料鉴别技术，使治史者既能敢于使用尚存疑义的史料，又可保证所引材料的确当。这既是对乾嘉学风的继承，更是对乾嘉方法的超越。

陈垣先生认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12]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之一，作为“实事求是”的保障性手段，考证对于任何一个严谨求实的治史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陈先生强调，对于到手的材料，必须逐条核对，若有一手材料，拒用二手材料；此书早于彼书，信此而必疑彼。这一史料征引原则，显系承自乾乾历史考据学派的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其所不同的是，陈先生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开创了一门新学科——“史源学”，其目的是探寻史料的源头及其演变情况以明史料之真伪。如果治史者在对待史料问题上，不问来源，盲目征引，那将极易使研究成果减色甚至会因误引误用而使研究徒劳无功。陈垣先生将探寻史源上升到“学”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史料考辨的重视程度。“史源学”的创设，是陈垣先生对史料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也使他的史学成就超乎乾嘉史家之上。

在史料的考订和择用方面，陈寅恪先生更是慧眼独具。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与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妄之失矣。”[13]认为无论官私著述，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只是各有其弊，不可全信。只要史家能够“详辨慎取”，严择慎用，就可避免诬妄之失，得到真确史料。他还进一步提出诗文证史法，将诗文、小说等广泛用为治史之佐证。这里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任何文艺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情节渲染和虚构现象，若无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精湛的考证技巧，一般难以问津此道。而陈先生学贯中西，得益于长期严格的考据学训练并深得西方实证科学精神启迪，擅长文史互证，不乏成功力作。《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柳如是别传》、《桃花源记旁证》等著作的撰著，证明了诗史互证法的应用价值。这种根植于乾嘉考据学基础之上的学术努力，既拓展了历史资料的取用范围，又提高了史料学的科学境界。

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在史料考辨方面尤具卓识。他勇于怀疑史籍记载，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其基本理论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14]。根据这一理论，他断定许多古史记载都是后人附会的，因此要得到真实的材料以明历史之真相，必须大胆地疑古和辨伪。这一传统是承自乾嘉学派的崔述。顾先生对崔述推崇备至并曾投入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其人、其著及其治学旨趣，以致将崔述的疑古辨伪传统发扬光大到极致。这种学风提醒治史学人：对于既得材料不可盲目相信盲目采用，只有藉经过严格考订的、谨慎选取的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才是治学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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