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术之文”、“干济之策”，认为是一种缺憾。而《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明显赞同《汉书》记事的详赡，认为《汉书》所增补之文，“皆系经世有用之文”，[4]（P20 — 21）能让读者了解到更多的史事，从而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如沈德潜所论“高帝以下诸本纪，《史记》不录诏语，即间及一二语，而不录全文，《汉书》乃备载之，以志一代敦本懋实之治”，[5]（卷三 ）同样也肯定《汉书》多载诏令奏议。但乾嘉学者在肯定《汉书》增加诏令、奏议以充分表达史实的同时，又指出《汉书》与《史记》相比也有繁而无当之弊。如邱逢年说：“马之《律书》简而要，班之《律志》详而不得其要。”[3]赵翼也认为《汉书》所增列传有“本非必应立传之人”，并 “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更进一步说，“《史记• 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 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6]（卷五）同时，他们还通过比较《史》、《汉》记事之不同，指出“班马各成其是”，如沈德潜指出：“《史记》董仲舒与申公、辕固生、伏生诸人，入《儒林传》，故只记其治《春秋》，传公羊氏学，见有功于经。而《汉书》详载其《天人三策》，及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语，见其能推明孔氏之传，此班马之各成其是也。”[5](卷三)显而易见，他们不是简单地以繁简论优劣，而是以其能否完整、清晰、准确地表达史事论优劣。这是乾嘉学者继承清初顾炎武“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7]（P1465）思想的表现，也证明乾嘉学者已走出以前“繁简论”的樊笼，能一分为二地对待《史》、《汉》的文字繁简问题，作出公正的论断。
二、 编纂体例
从编纂体例上说，《史记》、《汉书》均为纪传体史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一为首创，一为继作。乾嘉学者在评论马班史书的编纂体例时，表现出相当公允的看法。首先，他们充分肯定司马迁对纪传体史书的首创之功。在这一点上赵翼所论最为全面、最具代表性，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4]( P2-3)王鸣盛也说：“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1](卷一P3)其它乾嘉学者如钱大昕、章学诚、赵怀玉等都有类似论述。司马迁在继承发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机综合五体，创造了纪传体史书，其功绩不可磨灭。其次，他们对班氏父子在体例上的损益也给予了足够重视。“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8]（卷二四）一改《史记》的“历代之史”而为《汉书》的“一代之史”，在某种程度上，《汉书》也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对此乾嘉学者有客观评价，认为二者只是“体制不同”，[9]（卷二） 都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作出的选择，并无优劣之分。这和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相比，是一大进步。刘知几因重体例严谨而 “抑马扬班”；郑樵因重会通之作而“抑班扬马”，二者所论均有偏颇。而乾嘉学者认为通史、断代均为良史，应以其服务的对象来确定使用的体例，不能抑此扬彼，这是对刘知己、郑樵历史编纂学思想的超越，应给予充分肯定。
在评论《史》、《汉》内部具体体例时，乾嘉学者的看法不甚统一，对某种体例的设立，存在意见分歧。
就世家而言，班书改《史记》“世家”为列传，有学者认为此做法不妥，比如赵翼就说：“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4]（P3）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这只是由断代史体例所决定，“不得不与马异”，说“班掾断汉为书，始高祖，终孝王王莽之诛，则本朝宜推尊，世家可不立。”[10] （卷二）这种意见上的分歧反映了乾嘉学者在历史编纂学思想上认识不同。
就表而言，乾嘉学者均充分肯定史书宜立表，对《史》、《汉》之表都给予了极大关注。由于二书之表除断限各异外，内容基本雷同，故引起的争论不大。但因《汉书》首创《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二表，前无此例，所以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对《汉书 • 古今人表》的争论为最多。一方面，有对班书《古今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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