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开始探讨《史》、《汉》两书相异的深层原因，将马班异同之论引向深入。他们认识到，《史》、《汉》之不同，一是与时势变化有关；二是与迁、固二人做史旨趣不同有关。章学诚就指出：“司马迁点窜《尚书》、《左》、《国》之文，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非好异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19]（P348）朱仕琇也认为，《史》、《汉》之“异同之势，俱处于不得不然”，[17]时代变化必然导致作史体制的变化，这种认识无疑是深刻的。《史记》是通史，《汉书》为断代，两书旨趣有异，处理史事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浦起龙就认为，由于《史记》为“历代之史”，重在揭示历史变化，因此司马迁作史较为灵活，“迁作本纪、世家、列传，或进或退，或合或分，各出心裁，初无一定语，故项羽可本纪，陈涉可世家，屈、贾、老、庄、申、韩可以合传”。但《汉书》为“一代之史”，重在推尊汉室，体例自然与《史记》不同，“固所修者《汉书》，则所奉者一王之制，所编者宜有一定之程，不得任为参差。故《史记》无《惠帝纪》，而《汉书》有之，项羽、陈涉皆为列传，彼其体固宜尔也，亦何必强同哉”，[9]（卷二）这是从著史旨趣的不同来论述《史》、《汉》两书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史学批评到了乾嘉时期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乾嘉学者已不是简单地评价《史》、《汉》优劣，而是能考虑到其成书的背景、作者的旨趣及著述的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历史地、辨证地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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