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和崔述在史学批评实践中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方法。洪亮吉治《左传》，参考择取前人各种议论和成果。其史学批评方法是：“以后人正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正前人之失，则庶可厘然复矣……大旨则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说，虽旁征曲引，惟求申古人之旨，而己无预焉者也。”（注：《更生斋文续集》卷1《春秋左传诂序》。）这是说在史学批评中应该尊重前人思想，予以客观弘扬，而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古人。这种认识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崔述撰《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  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实事之传误》。）。这种不迷信前人，又不菲薄前人的做法，正是实事求是的理性方法。

（二）乾嘉考史学者不仅以求实态度评价前人的史学成就，而且还用“实事求是”为标准衡量当代学者的学术成就。

    汪辉祖撰《元史本证》，受到钱大昕的高度评价，认为本书：“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注：《元史本证·序》。）钱大昕撰《汉书考异》，被梁玉绳赞誉为“皆实事求是，自出心得，过宋三刘刊误远甚”（注：《清白士集》卷28《蜕稿四》。），认为成就远在宋人刘敞、刘攽、刘奉世合撰的《三刘汉书标注》之上。洪亮吉评价邵晋涵治学：“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注：《卷施阁文甲集》卷9《邵学士家传》。）对于乾嘉时期总结汉学思潮的阮元，时人称其：“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注：《清儒学案·仪征学案上》。）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上述事实表明，“实事求是”标准作为史学批评的方法，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乾嘉学人的史学观念之中，影响着他们史学批评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

三、“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批评标准

    以前评价乾嘉史学，总认为乾嘉时期史家治史的特点是为考证而考证，陷入孤立而烦琐的纯学术研究之中，既不关注现实社会，也不考虑史学的功用。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没有，但却不是普遍现象。乾嘉史家在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史学批评标准。这个标准包含着两层内容：一是探究史学居今识古的意义，二是强调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乾嘉史家围绕这个标准所作的史学批评，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

（一）乾嘉史家认为史学的功能之一是能够让人们居今识古，治史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实。

    王鸣盛考史反对因循守旧，注重通识。他说：“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又须以己意融会贯穿，得其大要，方为通儒。徒执印板死册子逐橛看去，则无益。”（注：《十七史商榷》卷57《扬州剌史治所》。）正因为他对史学的认识比较自觉，所以才能够对古今关系阐述正确意见。他主张：“古可好，不可泥也……随时而变，此势所必至，圣人亦不能背时而复古……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僻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注：《十七史商榷》卷82《唐以前音学诸书》。）王鸣盛在史学批评中始终遵循“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宗旨。他考察古代史书体裁由编年到纪传的发展变化，尽管编年体为古法，然而“古不可泥，宜以后出为定”（注：《十七史商榷》卷99《正史编年二体》。）。又批评欧阳修《新唐书》本纪载事过于简略：“夫文日趋繁，势也。作者当随时变通，不可泥古。纪唐而以班、陈、范之笔行之，于情事必有所不尽。”（注：《十七史商榷》卷70《新书太简》。）这正是泥古不知随时而造成的弊端。王鸣盛还用这个标准批评史家的书法义例，指出“史家书人乡贯，六朝以前与唐宋以下，自是不同。如诸王，各书尚书为琅邪临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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