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指出，清代朴学家矫正宋明理学离事而言理的明“道”理路，主张通过训诂历代名物度数和典章制度明“道”，是一种正本清源的举措。他说：“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故道不可以空诠，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3]（《史释》）既然三代时期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那么通过训诂三代名物度数，考订三代典章制度而明“道”，当然就是非常恰当的途径。章学诚评价戴震的学术，迥然超出同时代人的见解之上，并非仅仅简单地把他视作考据学者，认为其所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诸篇空说义理，而是充分肯定其志存明“道”的功绩，同时也指出了这种主张的偏颇之处。他说：“凡 戴 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4]（《书朱陆篇后》）他指出清儒出于门户之见而宣称不通训诂则无以明“道”，又从正确走向了错误，在学理上解释不通，因为学者研究音韵训诂只不过是学术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全部学术，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音韵训诂之外还有其他明“道”途径。他说：“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然戴氏之言又有过者。……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疏义也，戴氏则谓彼皆艺而非道，此犹资舟楫以入都，而谓陆程非京路也。”[4]（《又与正甫论文》）章学诚批评某些人认为训诂考订可以穷尽天下道理，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3]（《答客问下》）这种错误尽管在形式上和宋明理学空言义理明“道”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却没有本质区别，都达不到对各种事物、学术乃至社会的正确认识。章学诚说：“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辨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焉。”[3]（《答客问上》）章学诚由此进一步批评说：“近日学者多以考订为功，考订诚学问之要务，然于义理不甚求精，文辞置而不讲，天质有优有劣，所成不能无偏可也。纷趋风气，相与贬义理而薄文辞，是知徇一时之名，而不知三者皆分于道。”[4]（《与朱少白论文》）章学诚特别反对学者治学存在门户相争，指出这种态度无法求“道”。他说：“学者之于术业，不难于辨异，而难于辨同中之异。……惟同此术业，而同中有其殊异，为己身所未历，于此而能深信异之不害于同，斯可以见道矣。盖登泰山绝顶，则知千万途径之所通也。登者止择一径，而以他径谓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而学术之封己，往往似之。”[4]（《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乾嘉朴学末流学者对主流学者的主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既不能有创建丰富学术发展，又互争门户而加重了学术积弊，不但达不到对“道”的正确认识，而且治学故步自封，逐渐陷入僵化衰落的境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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