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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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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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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3]（《原道中》）三代“道”寓于“器”，所以“道”不虚悬，而皆有实指。 “道”乃天下之公器，而没有私为某家之“道”。后世“道”因人而名，人各私据，则“道”无定体，虚悬不实。章学诚说：“道亦公共之名，即人以名其道，亦始《春秋》。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悦周公、仲尼之道。盖因有他道，而始别其名也。如曰许子之道，墨者以薄为其道。诚如韩子所谓道其所道是也。”[4]（《杂说》）因此，学者聚讼纷纭，为标榜自己知“道”，各逞其能，结果推求过深，反而把原本简单的问题搞得支离破碎，莫衷一是。章学诚认为：“君子学以致其道。道者，自然而已。见为卑者扩而高之，见为浅者凿而深之，见为小者恢而大之，皆不可为道也。”[4]（《礼教》）后世距离上古三代日远，要探究其社会发展进程及其法则，只能从历史事实中考究，而不能主观穿凿附会求“道”。他说：“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阐明正确的途径是即“器”以明“道”，而《六经》又是记载三代社会历史事实的史书，乃是载“道”之“器”，故明三代之“道”必由《六经》。章学诚指出：“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荟粹，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3]（《言公上》）既然孔子没有分居立言之功，那么试图通过阐发孔子微言大义以求“道”和通过训诂孔子言论以求“道”，都达不到对“道”的正确认识。
再次，章学诚突出强调根据后世社会历史发展探究历史演变之“道”。他认识到仅仅提倡以《六经》明“道”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因为《六经》既可为明“道”之资，亦可为晦“道”之具，这取决于学者对“道”的体认。章学诚说：“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用。……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3]（《说林》）所谓不善治《六经》、三史者，是指宋明理学末流“舍器而言道”与清代朴学末流“即器而忘道”两种情况。更主要的是，既然《六经》所包只是三代社会历史之“道”，那么欲明秦汉以后历史发展之“道”自然不能局限于《六经》。然而宋明理学家认为《六经》所载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社会有盛衰，可是天理却永恒不变。这种见解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故而缺乏说服力。清代朴学家则只对上古三代历史感兴趣，而不关心后世社会历史发展法则。可见主张以《六经》明“道”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能解释秦汉以下中国历史的进程。章学诚对这个问题具有明确认识：“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3]（《原道下》）这就清楚地说明，后世历史的发展以及所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六经》无法包括的，显然不能从《六经》里去探讨，而只能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来说明。章学诚明确指出：“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夫一朝制度，经纬天人，莫不具于载籍，守于官司。故建官制典，决非私意可以创造，历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渊源，溯而上之，可见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强，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也。”[4]（《礼教》）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主张，从根本上弥补了前人的缺陷，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他说：“经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资，而非所以明其学也。经师传授，史学世家，亦必因其资之所习近，而勉其力之所能为，殚毕生之精力而成书，于道必有当矣。” [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由历代典章制度可以明“道”，而《六经》又是记录先王典章制度的史书，所以由史可以明“道”。章学诚自称：“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4]（《上朱中堂世叔》）因为经学如果没有史学作基础，很容易流入空洞虚无，陷入空言天人性命之理的误区；或者流为支离解经，陷入烦琐考据的误区。章学诚说：“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无怪前人诋文史之儒不足与议于道矣。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4]（《姑孰夏课甲编小引》）所以，他明确指出：“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3]（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可见章学诚提倡“以史明道”，只是对前人轻视史学的矫正，而不是效法心存门户之见的学者那样，试图以史学取代经学，认为舍史无以明“道”，走上前人排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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