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乾坤焉。夫夏时，《夏正》书也；乾坤，《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乾坤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3]（《易教上》）既然孔子没有以《六经》存“道”的意识，那么后人盲目推崇《六经》，以为“道”尽在此，导致空言说经论道的空疏学风。章学诚指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3]（《原道中》）倘若轻视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与人伦日用，汲汲于探求儒家义理，以为只此可以明“道”，乃是舍本逐末之举。宋明理学求“道”的局限，恰恰是以为上古圣人之“道”超然于人类社会之外而独立存在，最终陷入理障。章学诚认为：“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谓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故宋人讥韩昌黎氏，以谓因文见道，不知韩子未至于孔、孟者，义方敬直之功，存心养性之学，不能无间然耳。若以因文见道为韩子之弊，是离学问文章以言道，恐韩子所不屑也。”[4]（《与邵二云论学》）在章学诚看来，唐代韩愈所提倡的“因文见道”、“文以载道”之说在学理上有没有错误是一个问题，而韩愈能不能够达到明“道”的境界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于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于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3]（《言公中》）由此可见，韩愈以文为载体而明“道”在学理上本不错，但是文章既可以使“道”显明，也可以使“道”隐晦，关键在于作者如何运用。宋代理学家不探讨“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之度的问题，而从学理上笼统反对“因文见道”、“文以载道”的观念，不但不能证明韩愈错误，反而暴露出自身思想与方法的贫乏和空疏。
章学诚极力反对宋明理学家标榜的只有通过探究天人性命之理才能明“道”的排他理论，阐明“道”无所不在，而天人性命之理不过是“道”体之一端，远不是“道”的全部内涵。他说：“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宋明理学“义理明道”的观念割裂了“道”“器”合一的关系，离开具体的事物而言“道”，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道”，而对学术与社会价值不大。章学诚认为：“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4]（《家书五》）理学空言义理以明“道”的方法，造成了元明以来学术的空疏，逐渐受到世人鄙弃，也就不足为怪了。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3]（《原道下》）所以，他提出“论理之文常欲使与叙事之文相间为之，则遣言不易，而虚理、实事得以互相证发，是又道不虚行之明验也。”[4]（《跋香泉读书记》）这表明空谈义理的学问没有实用价值，不能达到对“道”的正确认识。
二
章学诚认为，清代朴学家主张“训诂明道”具有很大的封闭性，最终淡化了经学致用的功能。
自晚明以来，学者鉴于宋明理学空疏不实学风给学术界带来的弊病，开始力矫其弊，治学逐渐转向征实的发展方向。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开始把空疏玄虚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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