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日本掠夺劳工的研究

二战期间，日本强掳中国百姓充当劳工，在沦陷区的矿山、工厂从事超强度劳役，或强行将一些劳工送到日本和其它占领国为其服役，数百万中国劳工因备受摧残身亡，是二战时日本所犯重要罪行之一。因此，劳工口述史研究成为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重要方面。

在口述史料的搜集方面，“中国二战劳工网”（www.warslave.net或www.forced－labour.net）将中国劳工口述资料的系统调查作为重要工作。该网站指出，日本在战败撤退时，将有关劳工的档案资料几乎全部销毁，因此，了解相关具体史实便主要要靠当时的劳工，所以，通过口述调查抢救这批资料意义重大。该网站设立了“劳工口述”专页，下分“中国劳工”、“赴日劳工”和“其它劳工”三类。“中国劳工”口述资料又分煤矿、铁矿、镁矿和铜矿四类。其中，以东北地区煤矿的口述史料最多，包括阜新（15人）、本溪（9人）、北票（8人）、抚顺、老虎台、辽源和鹤岗等煤矿劳工的口述资料。“赴日劳工”包括“矿山劳工”、“企业劳工”和“其它劳工”，其中，包括十位劳工叙述当年如何被掳到日本及其做劳工的悲惨生活。《辽沈晚报》也发起了对东北劳工幸存者的调查，该报主任记者王志东主持的《策划报道:二战期间东北劳工幸存者证据保全系列》项目，共分四部分。（见“中国二战劳工网”）由于中国劳工中以东北劳工最多，在日军侵占东北的1934—1945年，东北劳工约有1400万之众。[11] 因此，上述调查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关于“花冈暴动”[12] 幸存劳工的调查，1990年暑假和1991年寒假，河北大学先后组织了40多名师生按日本友人提供的《花冈劳工名册》，查找了山东、河北、河南、山西51个县的603个村庄，寻找落实花冈劳工320人，健在者57人。[13] 该校的刘宝辰教授曾访问了上百名“花冈暴动” 的幸存者及死难者遗属，收阅了200多件回忆材料和控诉书。 

这方面的史料出版和研究著述主要有： 陈理昂、朱铁英的《花冈暴动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张国通的《花冈事件》；刘宝辰的《花冈暴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抗日壮举》和骆为龙主编的《强掳·诉讼·和解 花冈华工惨案始末》等。

4，日军实行细菌战的研究

日本是二战期间唯一在战场上使用过细菌（生物）武器的国家，其中，主要是在中国战场；同时，在中国还设有研制和实验生物武器的部队，如臭名昭著的东北“731”部队和华中（南京）的1644部队等。由于日本一直刻意隐瞒这段历史，造成文字和实物史料相对不足，因此，这方面口述史料的发掘意义就特别重大。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有学者说，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90年代以后，在搜求与整理数量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详见《细菌战与毒气战》、《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细菌战大屠杀》等附录的参考文献)；“在已有的和正在不断发掘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中，口述史料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4] 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会”也将《见证历史——日寇细菌战受害者口述》作为近期进行的项目。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主要有韩晓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罪证》；黄可泰、吴元章的《惨绝人类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沙东迅等著《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邢祁和陈大雅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郭成周和廖应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佟振宇的《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丘明轩的《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张世欣的《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杨玉林、辛培林的《细菌战》和《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日军细菌战成人体实验受害者罪证调查》等。

5，日军在华北“无人圈”的研究

抗战期间，日军为隔绝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联系，巩固日军的“西南国境线”，曾在长城南北150公里范围沿线建立了一个灭绝人性“千里无人区”，把这一带中国百姓强行驱赶到所谓“人圈”（集团部落）中，使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在“集家并村”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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