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他却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放在了首位。其结晶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613页）。该书是他汇集多年研究成果，以通史的形式编写的；和以往的史学史论著相比，部头更庞大，内容和形式兼备，叙述简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该书中，他根据“封建社会发展和传统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把史学史分为4个时期。明清时期史学史在其它史学史著作中所占比重较小，在“简编”里这一部分得到很大的扩充，对这一时期流行“野史”这个无可争辩的史实加以重视，对主要的史学流派辟出专门章节加以论述。
仓先生除了研究史学史外，还广泛涉足于方志学、章学诚学术、学案学、谱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他在方志学上的研究成果绝不逊色于史学史方面。他认为方志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只有把它放到史学发展的长河当中进行研究，才能准确地找到它本身和发展过程的特点。他还阐明了方志就是地方史。他的方志学研究成果是《方志学通论》（1986年脱稿，199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650页）。该书出版以后，被新华社评为“中国最好的方志学巨著”。他提出：中国的方志经历了地记、图经、成型方志三个发展阶段，作为地方史的方志起源于两汉时代的地记。对新编方志，他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艺文志逐渐消失，因人而设的序文越来越多，照片过多等。现在他正忙于《方志学通论》的修订工作。
仓先生历史学和方志学研究的中心就是章学诚学术思想。众所周知，章学诚和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并称为中国三大历史理论家，他卓越的学术达到了全世界历史学界都乐于谈论的程度。先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编纂《章实斋先生年谱》，介绍章氏学术的状况；之后胡适和姚明达二人合作也刊行了一部《章实斋先生年谱》；在其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也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欧美，法国的P.Demievile撰写了Chang Hs?eh-ch'e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章学诚和他的历史编纂》），美国学者D. S. Nivison 也编写了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eh-ch'eng（《章学诚的一生和思想》），唤起了对章学诚学术极大的关心。仓先生与前述的学者们一起成为研究章学诚学术的强有力的急先锋。仓先生对章学诚学术的研究，在“简编”和“通论”中都有所体现，但另有《章学诚和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新编》，以及两种《章学诚评传》问世。仓先生在当今中国章学诚研究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史学史、方志学和章学诚学术之外，仓先生还关注目录学乃至校雠学、谱学，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他还是推动历史辞典编撰工作的中心人物。最近，收录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的《史家·史籍·史学》业已编辑出版。
仓先生治史的精神堪称典范。他不去搞历史现场调查研究，而是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中心进行历史研究，这倒是更反映出他为“求实”而“述而不作”的根本意图。在学术界他被认为是“善于辩”的人物，具备明辨是非的眼光，善于陈述自己的意见和进行辩论。对他人错误的论点，能够勇敢地有根据地提出问题；另一方面，当他人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提出意见时，也能谦虚地接受。仓先生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当必须批评别人时，他不指名道姓，而用“有的人”这样的字眼，以尊重对方的人格。
仓先生对章学诚的人格和学问都很推崇。他借章学诚的“至论”（《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和《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作为自己做学问的准则。也就是说，做学问要有专心致志和“善弃”的态度。仓先生在研究章学诚学术的同时，也接受了章氏的治学精神。他对章氏的人生逆境深表同情，对他高洁的品格极为敬佩，对他认真的治学精神极为感动，而对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非常推崇。他把章氏提出的“不欺”的人生哲学当作建立“师友之情”的信条。
注：
〔1〕仓修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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