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时，仓先生说过：作为两部辞典的主编，他深深体会到了大部头辞书编写工作的极大的艰巨性和绝对的慎重性。
仓修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40余年，回忆过去，他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其一，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借用章学诚的话就是：
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于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于秋毫，不敢略也。〔41〕
这也是仓氏从历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经验。
其二，即不要贪求过多，要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换句话说，那就是：
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未也。〔42〕
这说明了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没有“善弃”的精神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分主次地都要加以研究，结果会是一无所成。作为一个学者，只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和才智，珍惜时光，刻苦奋斗，才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然而，就仓先生的学问趋向来看，反倒给人一种多样性的印象。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年轻学者曾这样问过他：“先生的研究涉猎史学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多个领域，难道不是分散做学问的精力吗？”仓先生解释说：“看起来确实是好几门学科，但是它们之间却是互相关联的，研究起来往往可以起到互补的效果。”
六、结 语
以上笔者就仓修良先生执著于历史学研究的过去历程进行了整理，同时考察了他的学术成果，附带地还涉及到在他身上体现的做学问的态度。现在从他的治史逆境、学术成果和学术精神三个方面简要做一结语。
仓先生的治史之路绝对不是平坦的。他的学生时代，正处在公有化结束前后那个阶段，政治的、社会的环境经历着极大的变化和混乱，这使他没能进行正常的专业学习。以后杭大在规定课目之外开设“中国史学史”时，没怎么受过史学史教育的仓先生却不得不担任该课的教学工作。面对这种不利条件，他开始了史学史的教研活动。在这一过程当中，由于政治改革的意识差异，和其他教授之间产生了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搞历史研究，人们推崇现场调查的方法。仓先生却完全从历史文献资料出发进行研究，从而被打上了“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反对毛泽东实践论的知识分子”的烙印，1964年成了“四清运动”的肃清对象。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他就被赶出了杭大，最终沦为“干校”学员，在那儿作了专门养鸭的“鸭司令”。身处困境中的仓先生反倒整理出了许多史学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文革”灾难结束以后，学校教育恢复了正常化，仓先生也才得以重返杭大，作为学者和教授埋头于纯粹的学术研究。
在历史学及相关领域，仓先生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史学史。在完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他一面从事史学史的教学，同时却作为一个历史文献研究者受到批判。在这种逆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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