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进行集中炮击，说这种说法“是违反（毛泽东）实践论的”，“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仓先生被剥夺了辩解和反驳的权利。那么，这真的是与实践论相背离的吗？谭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发表文章指出：要研究历史地理，依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理由是：历史时期的地理，时间一久，经过千变万化，早已面目全非，依据实地调查来解决问题，是很难的，因而只有依据文献材料。实际上，许多文献正是前人实实在在的经验的记录，可许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一事实。他们只认定自己的实地调查研究，而否定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实际上是不稳妥的。历史学的先驱者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现在看来是历史文献，但其中的许多史料，都是当时经过实地调查和访问而得到的事实。谭、仓二位先生得出的结论就是：历史的长河给现场带来了许多的变化，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历史文献是更加真实的。
在对仓先生进行那样的批判之后，又给他戴上了一顶“白专”典型的帽子，说他不关心政治现实，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当时，读古书（即历史文献）的做法被看作犯法行为。因而，作为历史文献研究家的仓先生当然也就成了罪人。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受到批判以后，仓先生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四清运动”结束以后，各工作队都评出了所谓的“五好队员”〔8〕，在工作队里，分明有人对仓先生提出了高度评价，但回学校以后召开的庆功大会上公布的“五好队员”名单里却没有他的名字。以后，仓先生对他的朋友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开始于1966年，但就我的情况而言，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文革”开始前的“四清运动”时，他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文革”一开始，仓先生首当其冲，陷入了大批判的泥沼。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向他袭来，说仓修良是“复活封建主义的吹鼓手”，“复辟封建主义的急先锋”。其理由当然是他研究史学史和方志学，自然“使古人和死人复活，美化封建文化”。
1974年夏天，仓先生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历史研究》在“文革”开始后就停办了，现在按毛泽东主席的要求复刊，不久之后，主席夫人江青指示科教组的爪牙对此事进行监视和管制，复刊突然变成了创刊。编辑刊物期间，在讨论许多重大问题时，仓先生发表的意见，经常和当权者的相互抵触，有些甚至犯了“四人帮”的忌讳，这些分明都成了他的罪状。正是深处这种逆境的情况下，他离开编辑部，回到了杭州。然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所在的历史系的几名教授找机会整治他，诬陷他说：“仓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时候，是‘四人帮’的黑爪牙。”在他们的压力之下，仓先生写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不能在学报上发表。
熟知仓先生的北京学术界的许多朋友都非常关心他的处境，希望他尽快摆脱困境。《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迅速地发表了他的《从章学诚的史德谈起》和《顾祖禹生卒新证》两篇论文，期待着他从政治上得到解脱。但是，尽管朋友们尽力帮助他，“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他还是成了“干校”的劳动者。值得庆幸的是，在“干校”两位有正义感的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他成了专门饲养鸭子的“鸭司令”。虽然身体劳苦，但有一个清静的环境，白天一边放鸭，一边看书，晚上可以作他的研究工作。后来发表的许多论文和文章都是这个时候写成的。还是他在“干校”的时候，全国有十个大学参加的中国古代史编纂会议在杭州大学召开，系领导通知仓先生参加会议并参与编纂工作。他坚决地拒绝了，当时提的理由是“我现在仍是‘干校’的人”，这话的话外音是：“你们没有推荐我的权利”。因为此前系内某人无法无天的暴行使他产生了对抗情绪，他的心情至今仍不能平定。但是，他向“干校”请了三天假，赶回杭州面见了几位参加会议的朋友。当时他们劝告他不要再继续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理由是花费很多心血与费用，却不能取得及时的、很大的效果，即使付出努力也不能让系领导满意。同时，他们提出让他选择某一朝代做研究对象，下三到五年的工夫就可以取得肯定性的成果。当然，对朋友们的关心，他十分感激。事实上，从1964年开始有人提出简化大学的教学科目，史学史成为被简化的对象。他也改换了教学科目，教授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只是他自己认为，如果不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话，他将无法立足于世，因为他对这一学术领域产生了兴趣，并认为这是一门重要的学问。由此，他说服了他的朋友，向他们表示了自己研究史学史的强烈的愿望。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不同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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