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当时白寿彝教授〔3〕正好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他想去北师大听讲，哪怕只有一个学期也好。于是，他向系领导们提出了要求，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意。而当时去外地或别的学校进修的人很多，进修的时间也一般为3年。他提出外出研修一个学期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对此，他无法接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于是他暗下决心，要在学科上做出成绩。黎子耀先生从两个方面给他以教导，让他深受感动。第一，黎先生在授课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擅长于谈论自己独有的观点和见解。第二点，黎先生给他提出了一个读书的要求：一年之内，用上课之外的时间，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子、集3部通读，史部精读并对要点部分加以整理。实际上，黎先生这是把治学的捷径和方法教给了他。此后，仓先生读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对老师的用心才大为醒悟。因为王鸣盛在书中提到：“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4〕他还说：“目录之说，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5〕以后，黎先生又要求仓先生翻阅浙江省图书馆和杭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宋代全部的宋人文集，凡和史学相关的文章（内容）要做索引。黎先生虽然没有明说，但这些都是做学问的基础的、必需的方法，是以后做学问的基本功。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仓先生逐渐发现：方志学和谱牒学原本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分出的两门“旁支学问”。进一步对章学诚的学问进行深入研究以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章学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还是著名的方志家，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浙东史学的殿军。”这样章学诚就成了仓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早在1962年初，仓先生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章学诚与方志学》的论文。出人意料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出现了编修地方志的高潮，仓先生的上述论文成了编写者必读的文章，到处被翻印。1964年下半年，学术界风云突变。当时全国正在搞“四清运动”〔6〕。大学的师生们也都必须参加到运动中去，而参加之前，首先要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和清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仓先生成了清理的主要对象，受到了整整三天三夜的批判。当时给他定的罪名是：“一天到晚写文章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追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毛泽东思想。”
原来，仓先生喜欢和一些元老教授探讨学问，这些人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系，还有中文系乃至校外的元老们。例如，他常常向陈布雷先生的弟弟陈训慈先生和夏定棫先生等请教。而每当上海的谭其骧先生来杭州，或者仓先生去上海时，仓先生一定拜访谭老，向他虚心求教。
但是，可能有许多人会问：为什么说仓先生反对毛泽东思想呢？话得从1963年5月他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起，文章题目是《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其中有如下内容：
正因为他考订精详，故书中有些记载，竟比经过实地考察所得结论来得正确。众所周知，徐霞客是以实地调查考察而著称，西南诸川的源流，他就曾实地进行考察，他却没有能纠正《大明一统志》有关记载的错误。而顾祖禹没有身历其境，目所未击，就靠他依据文献记载所做精详考订，所作结论反比徐霞客身历其境进行实地探索的记载来得正确。〔7〕
这是历史事实。谭其骧先生在纪念徐霞客逝世300周年的文章当中，也指出过这一事实。批判仓先生的人却抓住上述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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