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修良研究方志学已有40余年，20世纪60年代已经撰写了20多万字的方志学草稿。但是，没承想倾注了多年心血的方志学研究结晶和与方志学有关的资料卡片，在十年大灾殃即政治思想波动中一起遭到毁损。这虽然是令人心痛的事情，但他并不把这看作不幸的事。因为他原来写的文章的观点都是沿袭了传统说法的东西。他的这种自省的意识正是学者良心的发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论述是“新瓶装旧酒”，虽然如此，他的脑里却闪现着一定要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14〕的想法。在构思编撰体系的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原来的研究方法分明是错误的。他想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应，同时又反转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的时代总是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以及相应的各种学术著作。”〔15〕正是持有这样的观点，他才能够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树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方志学的研究自然也脱离不开这样一个观点。
此后，他用这一观点对方志学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特别是方志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迅速的、深入的探究，经过数年的努力，1986年阴历正月前终于完成了46万字的《方志学通论》。出版以后，新华社曾称赞它是“中国最好的方志学巨著”。他自己也承认，他真正的功劳就是最早明确地提出中国方志学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规律，特别是三阶段和各阶段的特征，也就是方志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成型方志三个阶段。仓先生曾说过：“至于为什么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名称，可以说从来无人问津，似乎各种名称都是理所当然，并无研究之必要”。事实上方志学已经成为独立的一个学术领域，因此自然地有它自己发生、发展的规律，而离开了社会条件和时代精神去研究它的特点和规律是不可能的。概言之，只要人们留意就会发现：地记、图经和成型方志分明具有鲜明的不同点，也就是说定型化以后的方志随出现的时期不同，也都具有各自所出现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就是我们最近所编修的新方志也是一样的，它必然是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东西。这种时代精神的要求，不但在观点上，而且在内容和体例等各方面都有所反映。因此，探索方志产生和发展规律，总结各阶段的特点，必然要把方志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比较理想的结果。
提到方志起源研究，从古至今，方志学界的不少人都抓住《禹贡》、《山海经》、《周官》等中的某部书坐而论道，谈论方志起源，许多史籍也那样记载、说明〔16〕。关于方志的名称，较早时候的史家均以“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来命名。这些都是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畴而撰写的著作，仓先生认为后来方志的发展正是沿袭着这样的道路，因此，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也就产生了府志、州志这样的名称〔17〕。
众所周知，中国的郡县制度是秦始皇吞并六国、完成统一之后才在全国确立推行的，那么在郡县制度未确立之前，自然也就没有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方志著作出现，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此出发，仓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代不可能产生具有那种性质的著作，更不用说更早的西周时代了。仓先生指责说：尽管如此，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方志在原始社会就已产生。
仓先生坚持文化反映的观点，根据对秦汉以来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方志起源于两汉的地记。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史念海先生同样也坚持这样的观点。对“方志起源于两汉时代的地记”这一观点，仓先生除了根据它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行分析之外，还依据了确信的史书记载。他所根据的是《隋书》的有关内容。〔18〕这一内容说明了地记这类著作也是经统治者提倡而开始创作的。后汉光武帝刘秀为了表彰家乡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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