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立场进行的。另一方面，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司徒琳（Stalin）教授仅从学案的名称出发去探索它的起源，结果把明万历年间刘元卿所作的《诸儒学案》看成了学案体的首创。针对这些问题，仓先生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要给学案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34〕之后，又发表了《黄宗羲与学案体》等文章，明确指出学案体史书属于学术（思想）史，但是以往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不一定都是学案体。因为作为一种史书体裁而出现的学案体，是由几个特定成分组成的。正与纪传体史书一样，单独的人物传，谁也不会承认它是纪传体。而在分类上那种把学案体附在传记同一类的做法，也是极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史体和人物传记决不能混为一谈。〔35〕
关于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研究，仓先生除撰写过几篇论文外，还有和他人辩论的文章发表。在建国30周年之际，曾在杭州大学举行过一个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仓先生发表的论文题为《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副标题是“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对《资治通鉴》编修的分工问题，20世纪60年代围绕翦伯赞的一篇论文就有过一次争论。对此历史悬案，仓先生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不料与会的某北京学者读了仓先生的文章之后，很快在某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讥讽挖苦的口吻对仓先生的论文进行批评。学术讨论和批评应当与人为善，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进行侮辱性的人格攻击应是严禁的。仓先生在遭到攻击之后，发表了他的《读司马光〈遗刘道原书〉》”。有的人在著述中认为司马光是宿命论者，仓先生不同意这一说法，为此发表了《司马光无神论思想剖析》一文。在这些文章中，仓先生对司马光研究中出现的有争议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36〕
近些年来，仓先生对《越绝书》的问题颇有些心得。1990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他的《〈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一文。针对学术界（方志学界）有的人提出《越绝书》是“地方志”这一问题，仓先生撰此文加以针砭。该文从著书宗旨、著作体例、编纂形式、记载内容等多方面，论述了“《越绝书》只是一部地方史而绝对不是地方志”这一观点。〔37〕文章发表后，新华社就此发表了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中作了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都以不同标题作了转载。仓先生在文章中提出：《越绝书》成书于战国时代后期，其作者当然不是后汉的袁康和吴平。这一说法早有宋人陈振孙和近代的余嘉锡提出过，只是没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罢了。他在台湾《历史月刊》发表过一篇题为《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论〈越绝书〉的作者》的文章，文中提到袁康和吴平不是历史人物，而是明代中叶学者杨慎所臆造的人物。〔38〕数年前，仓先生又就《越绝书》的作者、归属、内容、书名等问题，发表了《〈越绝书〉散论》，文中对学术研究的态度有如下说法：
学术研究，存在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现象，但是在讨论中必须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当别人已经指出你的看法是错误时，理所当然的应当审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真的错了就不必惋惜而放弃，若是觉得并没有错，则应当勇敢地进行辩论。〔39〕
和方志学一样，谱牒学也是历史发展的一门分支学问。仓先生自然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领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有《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一文面世。后来，他阅读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写的有关谱学的论著，发现了不少很值得商榷的问题。针对谱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说法和观点，他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这就是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40〕一文。
198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委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组织编撰庞大的《二十五史辞典丛书》，研究会又把这一任务交由仓先生全面负责。他除了主编其中的《史记辞典》和《汉书辞典》以外，还组织、推动其它各史辞典的编写工作。辞典共分为14卷，每一卷的编辑委员会会议仓先生则都必须参加。该丛书的编纂就耗费了他的许多时间和精力，致使他10多年前计划撰写的《浙东史学》一再拖后，未能脱稿。但是，回忆那段时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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