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齐名，白寿彝先生更认为章氏的史学理论比刘知几还要高出一筹。仓先生对章学诚的一生有过高度的评价：
他的一生非常坎坷，而死后又一直被人所冷落，使我很同情；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使我很敬佩；他的治学精神非常认真，使我很感动，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使我非常推崇。他的一生“不做违心之论”，“生平为此不欺二字，差可信于师友间也”。〔24〕
章学诚41岁时才进士及第，9年后的那个冬天得一知县官职，但为了自己所爱好的文史校雠事业，他毅然弃官而去。就生计而言，做个知县养家糊口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一旦做了知县，自己所好之文史校雠将如何处置？经过多日的比较、思考之后，他最终弃官而从文，继续自己的校雠事业。
章氏由于从事的是文史校雠事业，因此养成了“好辩”的习惯，当然得罪了一些人，以致去世之后，也没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他的评价也没能得到提高。美国学者倪文孙（又称倪德卫）在其所著的《章学诚的一生与思想，1738-1801》〔25〕一书中针对中国学术界许多人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有的只是认识到章学诚学术的一部分，有的甚至误解。章氏一直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对大多数人而言，章氏只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思想家。”仓先生认为：倪文孙的上述见解和立场，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
仓先生就章学诚的学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大部分是为章氏辩白的。余英时〔26〕说过：章学诚在考据学上斗不过戴震，所以就贬低戴震。针对这一说法，仓先生撰写了《章实斋评戴东原》一文，指出章学诚对戴震褒扬大于贬斥，当时，真正认识戴震学术价值之所在的人正是章学诚。〔27〕有的人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28〕产生误解，仓先生发现这一问题之后，撰写了《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一文，阐述了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在当时的社会意义。〔29〕有的人提出章学诚不是浙东史学派的成员，对此，仓先生又撰写了《章学诚与浙东史学》一文，提出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30〕有的学者认为，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论已经包含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家三长”之“史识”当中。针对这种观点，仓先生在他的《史德、史识辩》一文中提出，这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德”指行为规范、道德品质，“识”则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31〕
仓先生将多年累积的研究成果汇成一书，这就是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章学诚和文史通义》。该书是中国国内研究章学诚的第一本著作，虽然只有17万字，但作为一本专著，应该说是毫不逊色的。
仓修良在研究章学诚学术的过程中，认为章学诚的代表作《文史通义》的版本不止一个，至少有两种传世，所以才使学术界出现了混乱的情况。主要的问题是那两种版本的“外篇”内容完全不一样，其中一个版本的“外篇”内容是序跋、书评、驳议，另一种所收全是论述方志之文。如果有引文，对版本的情况不加以说明，读者也就很难进行对照。这两种版本和章学诚的想法无关，所以都不具有代表性。因此，仓先生就设想整理一部《文史通义》新编，这本“新编”应当符合章氏有关著书的学术宗旨，要尽可能的接近作者的著述原义和面貌；不仅如此，还要使众多的读者在阅读和研究的时候，便于使用。1983年完成了初稿，1985年对原稿进行了修改，但由于出版业的不景气，迟至1993年“新编”才出版。国内外许多读者认为“新编”是《文史通义》的“定本”，该书共收录了303篇文章，这303篇除包括原有两个版本所收录的218篇外，新增补了85篇，也就是说，新增补的部分占全书的1/3。在“新编”中收录了原先两个版本遗漏的文章，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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