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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国共大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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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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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伙儿啸聚成群，杀人越货，占山为王，「逼上梁山」当土匪当强盗，被民间称为义士、好汉。周恩来及一伙职业军人领导的南昌暴动失败了，而毛泽东发动的纯粹农民式的秋收暴动却取得了成功。毛泽东说：「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运动群众。」运动群众，尽可能地调动起群众( 在战争年代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流氓性，以此来达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的，是毛泽东一生成功的重要秘诀。不单是对付武装的国民党，即使是和平年代对付党内的对手，他也运用了此一秘诀，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刘少奇。此是后话。
当然，这些农民造反者，迟早要成为职业军人，成为数十万红军、百馀万八路军、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成为像模像样的将领，正如历史上数不清的由造反起家、出身低微的帝王将相那样。不能说他们都是流氓，不能说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是流氓军队。事实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纪律严密，与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军队相比都堪称「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唱到毛泽东的晚年。当然还要看是对谁。对一般穷苦百姓是「不拿一针一线」，对「土豪劣绅」就不能不犯了。红军时期，「打土豪」是赢取农民的政治口号，也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更是军费的直接来源。打一个「土豪」，就可以搞到几百、几千和上万的银元。这种以贫富划分阶级、敌我，以军力掠夺私人财产的行为，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土豪」层出不穷的今天显然是荒谬得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却是大张旗鼓的革命。
据《黄克诚自述》，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打进长沙，「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黄克诚后为十大将之一，庐山会议时与彭德怀一道为人民的疾苦「鼓与呼」，而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这样一个在党内「一贯右倾」的高级将领，晚年追忆其一生的革命经历，仍不认为当年的「筹款方式」有什么错，只是对筹到款后没有及时撤退被敌人反攻受到损失表示遗憾。
打土豪，不全是为了抢钱，还有「分田地」。北伐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它改成：「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把地主的田地分给广大的农民，红军才得到农民的拥护，农民才认为这是「咱们的队伍」，才会心甘情愿地为红军带路、放哨、通风报信、冒死送盐、掩护伤病员。地主土豪毕竟是少数，孤立和打击了少数人，赢得了多数穷人的支持，政治上是极为合算的，何况自己还有抢钱的经济利益。
中国的道义：土匪打土豪
从道义上讲，「劫富济贫」不仅合乎中国民间英雄好汉的作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一致。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统一战线，八路军不再打土豪。到了国共内战即「解放战争」时期，打土豪又以「土改」形式确定下来。凡占领一个地方，马上发动群众，进行阿Ｑ式的土改运动，「分田分地真忙」。当我们回首去看国共对决的那场战争，解放区的农民心甘情愿地冒著硝烟炮火，推车挑担支援前方的共军与国军作战，那样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那种架式，国民党的江山岂能不丢？
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水浒》：「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这里有两个错误。一，劫生辰纲的是晁盖而非宋江；二，取之以后并没有归农民，是被好汉们私分了。毛泽东其实是以《水浒》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作注解，合不合原著倒无所谓。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伙梁山盗贼，并不是只知道劫别人的财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二一年正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就把父母去世遗留下来的田产全部分给了当地农民。一九四七年，身为地位书记的赵紫阳，也不能免其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斗死。不但不能免，他本人反而还在自己家乡推行严厉的政策：
「地主出身的干部必须站到农民一方面来，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断绝关系，主动说服家庭，认真执行土改。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不仅是打通思想，如果干部与群众对立，党的原则是要群众不要干部，否则防空洞就无法清除，地主阶级就消灭不了。阻碍群众运动的要开除党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队干部带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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