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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思想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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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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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起而创说，不懈地探索可以折服日益成长的理性的天道性理——而直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这场掀翻天地的伟大的宗教革命才尘埃底定，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可以分为“诗书”、“礼乐”两个系统。“诗书”系取法唐尧虞舜——当时氏族社会天真浪漫、和谐无间的氛围永远作为一种童年的回忆在文明的意识深处保存下来，并逐渐流衍为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杨朱和墨子分别属于“诗书”系的右派和左派，前者近于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后者则近于社会主义者，其思想主张带有否定传统的纲常伦理的反社会倾向。孟子作为王官文化的正统派则注重通过政治秩序之运作实现大同理想，因恶紫之夺朱故而距杨墨不遗余力。“礼乐”系取法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度过了童年期的文明此时已随自身的理性发育形成较为原始的科层组织。作为此系的代表人物，荀子非常注重文献所载的历代制度沿革，考虑问题相应地多从政治操作的效果而非不着边际的理想出发。至其后学如李斯、韩非辈更是只以世人为利欲原子设计维护国家机器的优良的制度和政策。一句话，“诗书”系象征着文明意识深处狂野的童真，“礼乐”系则体现文明表层凝敛的理性：二者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维系着这个古老的文明的内在平衡。而到了文极而敝的第三中华帝国未叶，步入老年期的科层组织已经全然失去初创之时的生机和活力——通过文官考试制度选拔的各级官吏只有因循苟且的暮气而无壮怀激烈的理想，他们如同机械部件一样按部就班地维持着趋于没落的官僚制国家之运转。作为某种贵族的徽记，“文言”就象一堵无形的壁垒将知识分子与其它社会阶级分隔开来，而民众的意愿则受制于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只有在啸聚江湖的秘密社会那里才能领略古代墨者兼爱尚同之遗风。古老的中国对于年轻的西方的第一印象就是从后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所以晚清士人每将君民不隔的欧美民主制度与上古之时的“唐虞揖让”相提并论。欧洲思想史上也有“诗书”、“礼乐”两系，倾心日尔曼传统的卢梭乃是“诗书”系人物而崇尚罗马法精神的孟德斯鸠则为“礼乐”系人物。随着滥觞于日乐曼传统的欧洲“诗书”系学说东渐中土，曾为理学家曲解为人格气象的原始儒学的政治理想逐渐恢复意识，与之同步进行的是对荀子的“礼乐”系的严厉批判。在塑造近代中国国家的漫长而艰巨的进程中，以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为代表的“诗书”系人物在西方思想的鼓舞下燃起了革命的烈火，将社会上层腐败的科层组织焚为灰烬，而以曾国藩、蒋介石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礼乐”系人物则在破坏旧世界的基础上确立了更有生命力的政治秩序——一阴一阳之谓道，古老的中国文明正是借助欧洲“诗书”系学说的传播恢复了自己的内在平衡。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卢梭的的社会契约论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
孙中山生而为贫困的农家子，在一个民风淳朴、漫无差等的乡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他自幼即以反清英雄洪秀全自居1，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其继承人蒋介石始终以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为自己的偶像。如同哺育过卢梭的日内瓦共和国，原始的乡村仍然葆有古代氏族民主之遗风这使孙中山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就有机会以“长老”的身份参预村务管理2。从历史上看，乡村和都市似乎永远处于某种对立的两极：最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浑朴稚拙、天真未泯的“乡下人”，而后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那些心智成熟、开始嗜欲逐利的人便离开了乡村，组成只有人际间利害关系而无血缘亲情的都市；“城里人”象大人一样生活在经验的记忆之中，很少不切实际的浪漫的幻想，正是他们确立了金字塔般等级森严的文明秩序，将尚未发育成年的“乡下人”抑制于社会的下层——而童年时代温馨的回忆则永远成为激动形形色色之革命运动的精神酵母，无论近代欧洲的社会主义浪潮还是古代中国的千年王国运动皆可溯源于此。一般说来，“诗书”系人物较为同情处于弱势的“乡下人”的意愿而“礼乐”系人物则更多地维护于强势的“城里人”的权益。在孙中山的身上可以看到典型的“诗书”系人物的性格牲征：富于理想和正义感，永远站在弱者的一边；痛恨压制民众的政治秩序，而对于文胜于质的礼法纲常总是视若无物；经常处于一种无法清楚地辨别幻想与现实的精神状态，也唯其如此可以象乐队指挥一样随心所欲地以手中的指挥棒将千千万万热情的追随者引入其美妙浪漫的内心世界。中国欧化的知识分子鼓吹民权的时候考虑的是如何有效地保障个人权利，而孙中山同样鼓吹民权的时候关怀的却是广大被压迫民众的福祉，也因而洋溢着前者所不可能有的感人至深的力量。视人民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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