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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思想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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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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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有如神明而对等级森严的科层组织从来不抱信任，这是他与卢梭灵犀相通的地方。当中山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无所顾忌地倡言革命之际，港澳之戚友交游皆目之为“四大寇”3。盖因时人的思想意识仍然受到由官修正史所确立的意识形态的牢笼——而在这张以叙述历史的形式编织的意义之网上面，任何危害统治秩序的人物皆被刻画为十恶不赦的“匪寇盗贼。”曾几何时，舆论已经在用“革命”之名赋予孙中山所从事的活动以合法性——卢梭的民权思想在清未民初之时的传播非常有力地破坏了维护旧秩序的意识形态。正是欧洲“诗书”系学说日益扩大的影响为孙中山的革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气候，而他本人激进的思想理念以及在宣传鼓动方面的天赋长才也淋漓尽致地得以发挥。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只有在得到象蒋介石这样精明干练的“礼乐”系人物的辅佐之时，中山呕心沥血经营的事业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
若将作为革命对象的满洲帝国拟为一个巨大的部落，我们就会发现居于上层的军政首长以及贵族会议的建制畸形发达，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度完全排摈了政党工会一类的民意机关的存在，只有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帮会组织那里才能一睹上古时代人民大会建制之孑遗。西马作家的某些著述读起来很容易使人联想《儒林外史》对于科层组织造成的人性异化的刺讥——欧美国家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也正呈现发达的科层制社会的症状。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水浒传》所描述的在漫无差等的秘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象兄弟一样和睦友爱的动人景象——正是这样温馨的氛围吸引越来越多的下层群众加入晚清时期的帮会组织。作为帝国之骨骼的军政首长的建制是在满洲征服的过程中开始逐步形成的而作为其肌体的贵族会议的建制则依托于宋明以来传承不堕之科举制度。前者之机制因太平天国战争急剧膨胀，后者之功能却随着清末文官考试的废止日趋萎痹，两下一涨一消的结果使得清帝退位之后出现了斯文扫地有如唐末五代之局的北洋武人专政。而抑制于政治秩序之下的秘密社会则借助欧洲“诗书”系学说流行中国之机缘迅速扩张，并获得普遍接受的合法地位，从而开始了一次创建由千千万万平等的国民组成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尝试——此即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之由来。兴中会以及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党人或多或少带有江湖豪杰侠骨英风、快意恩仇的个性特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们的首领永远都是与部属肝胆相照的洪门红棍孙文大哥。而与之势不两立的保皇党人则来自贵族化的士大夫阶层，此辈虽然身在江湖却无时或忘通过科层组织晋身庙堂。出于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他们只习惯在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中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当孙中山初次求见康有为的时候，倨傲的南海圣人坚持要他具门生贴拜师4。大致而言，革命党人的思想路线与卢梭较为靠拢而保皇党人的政治主张则约略近于霍布斯或洛克，双方虽因一时之利害勉强进行合作，结果也只能是唐劳无功。方之《水浒》人物，中山很象揭竿梁山的天王晁盖，保皇派领袖康梁师弟却有类唯恐因落草江湖沾污一世清白的宋太公与宋江。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暮气渐深的老同盟会员不是踌躇满志地接受科层组织的诏安就是由于心灰意冷不再过问世事，唯有孙中山与少数忠实的追随者仍然以百倍旺盛的斗志继续策划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以征讨没有清室的满洲帝国。中山始终坚信政治若没有反映四万万民众之公意即有悖法统，只是觉得民权不象卢梭所说的出于天赋而是由历史发展之时势与潮流造就的5。贵族化的王官文化也在孙中山的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所以他一再强调人民大众需要先知先觉的领导者以唤醒其觉悟，正如阿斗需要诸葛亮的扶助一样。而且中山还以为民权之实现应是循序渐进的，在特定的形势下甚至有必要采取“军政”或“训政”一类的集权手段以为一时之权变6——此为孔学经权时中思想之运用，也是对卢梭民权学说的一种扬弃。
在卢梭的哲学著作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与《社会契约论》两书在思想内容上前后相续、彼此呼应。在共同体内部随着文明的心智发育形成贫富分化之差等的背景下，他设计了一幅以文化生命的童真为依托凝聚全民公意之政治秩序的蓝图——而其团结共同体成员的“公民宗教”究其实无非讬始于和谐无间之部落意识的近代民族主义精神。问题是在社会契约订立之后，由文明的理性成长所释放的自然本能就在很大程度上向共同体之外宣泄，从而表达为国际关系体系内部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现象。若以本族之公意为至高无上就必然导致灭人之国而恬然以为天经地义的帝国主义路线。从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和蒙古人一直到近代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皆将族内民主的政治体制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孙中山经常教训他的同志应当效忠四万万国人，在列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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