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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与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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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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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黄仁宇先生“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产生的看法，“中国过去百多年来的动乱，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全部军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是因为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现代治国手段。［ 1 ］受过西方训练的黄先生早年专攻经济史和社会史，对数字情有独钟应该可以得到我们“了解的同情”。数字在历史上是否重要到黄先生所说的程度，大约还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黄先生的一家之言，许多人未必就会欣然接受。但数字与历史的关系不可小视，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即使不接受黄先生观点的学人，恐怕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对“数目字”的重视程度的确不能与近代西方比。这不重视的一个结果，就是可供“统计”或“计算”的史料并不很多。首先是纸上留下的数字本身就不多，其次是纸上留下的许多数字未必即是当时的全貌，而统计则只能在既存数字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统计出来的结果，其涵盖广度和说服力便有点问题。再进而言之，我们历史上留下来不多不全的数字中，很多又并不那么可靠。何炳棣先生最近在其《中国历代土地数字实考》［ 2 ］中，不但论证了历代耕地面积数字均不甚可靠，就是所谓“打量画图”及“清丈”等，也都未必出自实测。他更断言：“六百年来最为传统及当代史家称道的明初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
何先生观点的要害在于，如果他的论证成立，六百年来许多“传统及当代史家”的研究成果都面临一个重新评估的问题。故他的结论是否能迅速为广大学人接受，还需拭目以待。但何先生的研究至少说明，在史学研究中使用中国历史上的数字，或将“统计”一类方式用于中国史研究，都必须分外小心：不仅需要将各既存数字先行考核，而且对许多经“统计”得出的结果最好都再找找旁证。
或者因为西方文化历来比中国文化更重视数字，“统计史学”一类的学科在西方才有比较发达的数字基础。西人及一些受西方训练的华裔学人，也每希望将此西学的长处运用到中国研究之上。近年思想史的研究颇多借助社会史的方法和成果，数目字也渐多出现在思想史的研究之中。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显然产生出许多新见，无疑推进了思想史研究本身。但有时这些新见也不无疑问，特别是与数字发生关系的时候。
张灏先生曾提出近代中国实际存在心态不同的“两个世界”的卓越见解。的确，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的不同步现象是明显的，如果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世界”，实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我个人就受益于此看法甚多。但张先生据钱穆先生对晚清大儒陈澧、朱一新等人学说的诠释，指出他们的思想“很少显示出西方的影响”，故得出 19 世纪西方影响主要在“少数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通商口岸处于边际地位的人物”这样的结论，［ 3 ］似乎就受数字的影响稍过。
其实，至少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的数量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更重要的勿宁说是这些人及其树立的榜样所造成的影响的广度。我以为张先生对“在位的学者官员”对全国士林的影响恐怕有[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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