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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与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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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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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新增的三万多学堂的教师究竟从何而来？师范生及其他“新式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当有限，清季人早已算过账，而且他们中许多人实际并不出任教职。可以想见，大量的新学堂必然只能在各类旧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这些学堂里的教师，基本仍只能是原有的各级教师，而学生之多数也不过就是过去各类学校里的适龄（指当时的概念）读书人。以中国传统对“数目字”的不重视和清季官场的敷衍风习，各类统计数字本身的可靠程度恐怕就要大打折扣。即使排除这方面的考虑，也不难想见，相当大一部分学堂和学生的数量统计充其量不过是同样的东西换了名目（颇类近年有些教学人员基本未变的经济系就由专教计划经济而一转为专授市场经济）。名目的转换当然也表达了取向的根本变更，但从观念到实践的实质性的改变终需有一较长的过程。这样看来，前引数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新式教育的实际进展，恐怕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
当然，何谓“长足”，本是个见仁见智的判断问题，实难量化。上述材料的不那么可靠，或未必就表明废科举后新式教育的进展不够“长足”。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一夜间便可造成，而清季兴学堂之举恰是在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之时所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新学堂的教育质量实际上还不如旧私塾。新学堂或者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 1903 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讲到学堂的教育，则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而“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 8 ］号称开化的江浙如此，其余地方可以想见。
又以办学堂最著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言，同样在 1903 年，那里也甚感“苦无教习”，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未之闻也。”如果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即间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结果，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江浙基本相近。［ 9 ］这还是从趋新一面看问题。在山西，像刘大鹏这样继续得以充任蒙养小学堂教习的士人，更有意在教学时暗中抵制，直到 1913 年，他教书仍“以四书五经为本而教科书为末”。［ 10 ］
实际上，梁启超认为江浙和两湖地区的情形反映出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他在《新民说》中指出，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 11 ］这仍然是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则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其实也只是新在名目上而已。则所谓新式教育的“进展”，不论在何种意义上界定“长足”，恐怕都还值得推敲。
前引两书一文的侧重与贡献，都不在这里提到的数字之上，我只不过是随手拈出一二例子而已。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史学界近一二十年的大趋势，其贡献已被大量的论著证明，这篇小文全无意否定这一趋势。实际上，许多主要属思想史的事件，如果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之全貌。倒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恰能说明许多过去忽视的层面。本文只是希望史学同人在研究中使用中国历史上的数字或将“统计”一类方式用于中国史研究时，再稍微小心谨慎一点。在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方面，由于现存社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有人改从世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希望通过考察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来认识昔日的社会，或者可以得出比从统计资料所得更接近历史原状的认知，亦不失为一个可参考的取径。
注释：
［ 1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223 — 24 页。
［ 2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95 年版。
［ 3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 — 1907 》，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 4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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