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内在理路」说来取代「外缘影响」论。在历史因果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多元论者。历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动，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迄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必须指出，这种「自主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术思想的动向随时随地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之所以强调「内在理路」，是因为它足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的迷信，如「存在决定意识」之类。 　　

　　就该书的具体内容，他进一步指明：

　　相反地，我仍然承认清末以来的政治影响说--清末的文字狱--是有根据的。在我的全部构想中，「内在理路」不过是为明、清的思想转变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而已。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缘解释，而且也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我惟一坚持的论点是：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

　　这一段文字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内在理路」的取意及其同「外缘影响」的关系。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的主旨是「以士之自觉为一贯之线索而解释汉晋之思想变迁」3，即儒学渐衰而老庄兴盛。所谓「士之自觉」，按照余先生的解释，是「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己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亦愈强」；笔者将其理解成「士」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一种独立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心理变迁。很显然，比照于其他中外学者考论魏晋士风「或偏重于士族政治、经济势力之成长，或深入于清谈之政治背景之隐微」，以「士之自觉」为线索来解释汉晋的思想变迁，理应是对「内在理路」的爬梳整理。恰如余先生在「引言」中所说，「本文但求立己，不求破人」，这与他上述「内外不悖」的论旨是相合的。

　　那么，有没有一个「内外」界限的分野或内涵的大致对应呢？或者更通俗地说，何为内？何为外？在「汉晋之际新思潮之发展」一节里，余先生写道，「本篇仅就士之自觉之背景考察思想之变迁，故所涉不出主观方面之范围，而置客观之因素不论焉」。于此，我们似可将内在理路对应于主观心性，而将外缘影响对应于客观环境。关于何为主观何为客观，结合「儒家经术之衰与老庄思想之兴」这一汉晋思想变迁的原因，余先生亦有明确的交待：客观方面的原因为「汉人通经所以致用，今经学末流既不能施之世务，则其势乃不得不衰」，主观方面的原因是「一种学术思想之流行除因其具实用之价值外，又必须能满足学者之内心要求，而汉儒说经既羼以阴阳五行之论，复流于章句繁琐之途，东京以降遂渐不足以厌切人心，其为人所厌弃则尤是事有必至」。通过对郑氏经学、荆州学派、魏晋玄学、辅嗣注易等一系思想之具体分析，余先生得出，「治经盖有求根本义之趋向，而章句烦琐足以破坏大体，为当时通儒所不取」。这种分析的方法同前述论证宋明理学之所以转为清代考证学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内在理路」的方法何以得到余先生的重用？他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的引言中说，「依此解释，不仅儒学之变为老庄，其故可得而益明，即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之变动而最为近人所措意者，亦未尝不可连续而参证之」。可见，除了「详人所略」之外，对于使用内在理路这一方法的论证效果，余先生也颇为满意。他在文中直言，「窃以为一切从外在事态之变迁而迂曲为说者，皆不及用士之内心自觉一点为解释之确切而直截」。「外缘影响」是为迂环曲折，「内在理路」则显确切直截，效果的不同亦反映出取意的差别，这是其一。

　　另外，余先生的重内轻外还同他身处西方汉学界的周遭环境相关。较诸中国，西方学人看问题喜发散式思维，一般鲜有「单因决定论」。余先生也在多处提到「历史的发展决非任何单一因素所能完全解释」。在多元因素之内，西方学者似更注重内在原因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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