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商互动〉一篇实际上含有前两篇的影像，余先生自己也说它们的「基本旨趣是一致的」。在引言中，余先生重申，「近代中国的『变局』决不能看作是完全由西方入侵所单独造成的，我们更应该注意中国在面对西方时所表现的主动性」。由此，这篇文章的主旨是，「重新检讨明清社会与政治史，并追寻明清渐变与现代剧变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论证过程中，文章固然较多地关注了一些外缘的影响，比如弃儒就贾、士商互动等，但最终还是以内在理路为依归。比如「士商互动」谈的虽然是商人逐步发展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但其目的在于说明，儒家的「道」也因为商人的参加而获得了新的意义，从而为儒学的转向提供了铺垫。 　　

二　概念先行

　　将「概念先行」这一学术研究的一般通则在这里单列出来，是因为在余先生的研究著述中这一具体方法得到了十分的注重，它也是读余先生的书之后在方法上给我感受最切近的一点。

　　先来看余先生的一篇文章：「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开篇第一段有这样的话6：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甚么叫做「反智」。

　　引文中最末一句话可以说是对余先生「概念先行」的方法最精当的概括。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要给某个概念下个明确的定义。余先生也承认，「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他只是将「反智论」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二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份子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份子』」。接下来他写道，「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反智论者』一词来兼指『反智性论者』和『反知识份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加以区别，以免引起了解上的混乱」。余先生这里所说的混乱大致有两类：对一般读者来说，望文生义可能导致理解偏差，概念先行则可让读者对作者所要探讨的物件有一个通体的认识而不致误读全文；即使对专业研究者而言，也可能由于视角的不同而引起释义的差别，这种情况导致对作者本意的误解或许比对一般读者还要深，甚至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分歧和无谓的争论。概念先行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益处是，作者本人在先行界定概念之后，余下的论证一般较少旁生枝节，利于行文过程的条分缕析。下面我再用两个例子来对这一方法进行说明。

　　收于《士与中国文化》中的「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一文第一节的标题即是「何谓名教」，这也是一般读者最先遇到的问题。就算是魏晋史研究者，也不可跳过此节不看，因为余先生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如果按照陈寅恪先生赋予名教的纯政治性解释，那就无法理解嵇康、阮籍以后的某些具体事例，比如「避世不仕」、「任情不羁」等。因此，「事实上魏晋所谓『名教』乃泛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不但如此，由于门弟势力的不断扩大，父子之伦在理论上尤超乎君臣之伦之上，成为基础的基础了」。有此概念之先行界说，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后谈到的「情礼冲突」、「缘情制礼」以及「礼玄合流」仍然是名教危机的延荡与平息。可以说，概念先行事实上起到了对全文提纲契领的作用。

　　不仅对诸如「反智」、「名教」一类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即算是耳熟能详的大众化辞汇，余先生也要将界定概念放在具体论证之后。且看一篇题为「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的长文。此文的核心概念有两个：「中国文化」、「现代生活」。开门见山、直接入题这种惯常的套路本也无可厚非，因为这两个概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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