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适度结论的论证还有很多例子，而且它似已内化成了余先生的一种写作习惯。这一习惯非但符合史学研究的要义，而且可以推广到一切人文和社会科学，作为方法科学化的必要前提。关于这一点，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的「历史因果考察中的客观可能性与恰如其分的因果关系」一节就有很好的说明。韦伯用近乎学究式的语言写道8：

　　我们能够发现并在思想上分离那些因果「因素」，预期的结果必须被设想为同它们处在恰如其分的关系中，因为那些被分离开来强调的因素同其他因果「因素」--根据普遍的经验规划，我们预期从它们会产生另一种结果--的结合可以想象相对少。……我们习惯于说，一种指向相关结果的「发展趋势」是存在的。

　　可见，韦伯也只是说「指向相关结果的发展趋势」是存在的，而不是预设的结论本身。可以说，余先生的历史研究并非是要完全再现历史事件的过程，而是在对历史事件分类整合的过程中，根据普遍的经验规则和恰如其分的因果关系，找出一种可以成立的「发展趋势」，而这正是以回旋有度的具体方法和思维习惯为前提的。

四　小心求证

　　在治学方法上，胡适之先生一生宣导八个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大胆假设」上，余先生恐无意为之，但「小心求证」确是他固守的原则。岂止是小心，有时甚至略显繁琐。比如「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洋洋数万言，旁征博引，各种史料相互参证，然而最终的结论却极为简约，即东汉政权的建立是以士族大姓为社会基础的。

　　余先生「小心求证」的方法还表现在对史料的取舍上。梁启超曾说：「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最劳而最难。……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这一出发点在余先生的研究中可谓坚守必至，以下分别从求备与求确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在「史料求备」方面，仅〈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就使用了以下诸种类型的史料：人物传记、佛教清规、墓碑墓表、家族宗谱、石刻记载、儒家经典、日记小说、要览丛谈，以及大量域外专论，内容遍涉经史子集，范围不可谓不广博。同时，对于每一项史料，皆能纵向挖掘、深入内里，鲜有浮于表面的浅层例证。

　　在「史料求确」方面，梁启超说：「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辩伪，是谓鉴别。」他告诫治史者要「向常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即注重鉴别史料的真伪，可见他对史料求确的慎重态度。余先生这方面的立场亦是如此。〈商人精神〉下篇谈到「明清儒家的治生论」时，余先生援引清代沈垚关于商人社会功能变迁的一段言论作为说明，但他紧接着写道：

　　首先必须指出，沈垚是一个乡试多次失败的塞士，他的话因此不免有激愤的成份。不过整个地看，他的论点有是充分的历史根据的；……沈垚的用语略嫌过重，且统宋、元、明、清而言之，也失之笼统。但若把这一段文字看作是对十六至中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描写，则大致可以成立。

　　由此可以看出，余先生对于自己所用的史料是十分审慎的，这样做可能在局部上减轻了论证的力度，但在整体上是对论证效果的加强。又如在「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中，余先生论及循吏曾努力将中国的生活方式传播到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在援引《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后，余先生适时补上了一句，「不用说，这一记载中颇有渲染和汉民族的偏见。但是其中也有可以辨识的基本史实。」另外在有些地方，余先生还直接提到了「史料求确」方面的困难。〈商人精神〉中谈到「明清商人的伦理」时，他说：

　　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方法论上的困难，我们固然可以找到不少明清商人实践其道德信条的证据，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实践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我们只能说，这个问题和史学家对于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世界的全面判断有关。如果我们承认明清的商业世界中存在某种秩序，而此秩序又多少是由某些伦理观念在维系着，那么当时文献中所透露的占有主导性质的商人伦理便应该受到研究者的严肃注意，……因此以下仅在客观地刻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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