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

　　上述这些「内在向往、内在要求、内在精神力量、一贯的趋向」，应该对余先生的「内在理路」研究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在他自己所说「研究重心已转移到外缘领域的三篇代表性专论」中也多少流露出了那种论证方式和行文风格。这三篇专论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和〈明清社会变动与儒学转向〉（〈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为此篇的最后改定稿），以下进行简略的分述。

　　〈商人精神〉一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中国为甚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对于这一普遍关注的问题，余先生认为，史学界寻求答案的方式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第一派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上断定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萌芽，只不过由于种种外部因素的阻碍，而没有充分成长。这一派所依据的一个预设性前提是，马克思的历史五阶段论是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中国当然不可能成为例外，第二派受韦伯的一些影响，在理论上并不预断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而是从事实出发，探讨传统中国为甚么产生不出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从具体方法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将第一派所用的方法看成「外缘影响论」，即西方列强的入侵切断了中国本已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包括余先生以及西方汉学界在内的第二派则取「内在理路说」，即从宗教和道德传统中深层挖掘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也就是说，笼括全篇的仍是内在理路的模式。同样，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无论是分析新禅宗、新道教的入世转向或是详谈儒家伦理的新发展，余先生都很少涉及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只是从思想本身的发展来阐明其变迁的路向。即使谈到新禅宗对儒家的影响，也是为了说明新禅宗给儒学的发展带来了压力与困境，其主线仍然沿着内在的理路，从韩愈、李翱、程朱、陆王这些不同时期儒学代表人物的言行，梳理了传统儒家的改造与重振。

　　全文最有可能适用「外缘影响」模式的是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惯常的思路是，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工商业的发展状况，结合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背景，概括出商人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全貌，并指出哪些因素起到了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但余先生在下篇一开始就申明：「本篇的讨论以商人的精神凭籍和思想背景为主要对象，……至于商业发展的本身，此篇完全不拟涉及。」「精神凭籍」与「思想背景」显然不是外缘的影响，虽然其后的论证中援引了「新四民论」这一社会关系的新格局，并多次谈到士商阶层的互动，但这些大多只限于文化与观念的层面，亦可将其理解为对内在理路的侧重。

　　在收入后两篇文章的《现代儒学论》一书的序言中，余先生仍然透露了内在理路的取意，他「希望能够矫正一个相当普遍的误解，即认为儒家思想自明末以后便已完全陷于停滞僵化的状态」，并指出「今天颇有一些中外史学家开始注意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他们已不能接受中国近代的变动完全由西方挑战所激起的主流观点了」5。言下之意很明确，儒家思想有其连续一贯的内在理路，中国历史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这两个「内在」是可以互为参证的。比如〈回顾与展望〉一文即是「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近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甚么样的效用」。在第一节「现代儒学与内在批判」的开始，余先生便质疑了「西方思想的侵入直接导致儒学解体」这一「未经详细研讨的假设」，并指出「这一假设虽有事实上的根据，但不免引起一种误解，以为反儒学的运动完全是从外面来的」。紧接着他说，「我现在想提出另一个观点，即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初期也是如此」。通过援引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此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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