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对「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两个概念进行一种客观的历史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我自然不能不根据某种概念性的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并非我个人主观愿望的投射，而是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

　　接着，他指明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在文中他欲取其最广泛的涵义，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艺术、民俗等各个方面。仅就此点，他仍作了如下的说明：

文化观察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出发，我所采取的自然不是唯一的角度。我所提出的看法更不足以称为最后定论。我只能说这些看法是我个人经过郑重考虑而得到的，也许可以提供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参考。

　　或许有人觉得余先生下笔过于谨慎反显拖沓了，但这恰恰是学者型人格的特质所在。学者不同于政治家，林肯可以即兴为民主下一个结论式的定义，而学者要为民主的定义写上一本书，或许还不能得出甚么结论。事实上，余先生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界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他虽然采取了一种整体的观点来探讨中国文化，但又认识到整体而全面的分析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而期望获得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确定结论，更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并且，在他看来，「整体的观点难免有流于独断的危险」，因此他又通过一组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问题检视了中国文化的特质，这些问题包括此岸与彼岸两个世界的分野、世俗化过程、终极的价值寄托等。同样，他认为，「普遍性的『现代生活』和普遍性的『文化』一样，也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现代生活，如中国的、美国的、苏俄的或日本的，而这些具体的现代生活都是具体的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和表现。」通观全文可以发现，余先生大约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检讨了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和表现，即界定了「现代生活」这个概念。这样，到真正谈及「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时，问题就变得非常简捷，论证起来自然也就十分明快。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余先生是在对「与」字前后的两个物件有了透彻理解之后，再论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这与其概念先行的方法是相互照应的。

三　结论适度

　　这里的「结论适度」是临时拼凑出来的一个词，意思是余先生在论证过程中和作出结论时，一般不把话说得很绝对，总是以适度的让步给自己留出充分的回旋余地，使结论更为合理。比如在「中国知识份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一文中，余先生通过「俳优」的行为充分证明了「士」的修身立道。但到全文即将结束时，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知识份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肯定他们人人都在精神修养上有了真实的造诣。事实上，在战国中晚期「修身」不但已成为「士」的标记，而且世主也以此为取「士」的标准。「修身」既入于利禄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为虚伪。

　　接着他举《淮南子》作为例证。这实际上是对全篇主旨的反证，一般惟恐避之而及。因为，全文重在说明「道」与「势」的抗衡，而这里又表达出「道」对「势」的屈从，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历史并不因为矛盾而能被忽略，余先生客观地指出，「无论是『俳优』型或『以道自任』型的知识份子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正负两面的表现」。从整体上看，这种出于尊重客观史实而作出的略微让步，非但无损于文章的主旨，反而提高了论证的可信度，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的主旨是为了说明，作为中国大传统的承担者，汉代循吏发挥了充分的教化功用。在已经得出结论之后，余先生又指出，「汉代循吏虽是大传统的『教化之师』，然而这样不表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大传统来取代各地的小传统，或以上层文化来消灭通俗文化」，「循吏所能做的不过是禁止其中对人民生活极端有害的部分。至于那些无伤大雅的部分也只好采取董仲舒所谓『宽制以容众』的办法。而且循吏既不能完全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大传统也不能免于小传统的侵蚀」。可见，虽然对结论作了让步，但并未妨碍文章的主题。余先生甚至在「结论」部分的一开始就写道：

　　以上我们大致讨论了汉代循吏在传播文化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我们必须紧接着指出，汉代循吏的人数毕竟是很少的，远不及酷吏和俗吏那样人多势众。事实上，循吏不过是汉代士阶层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而已。……循吏是士的一环，其影响主要是在文化方面，这种潜移默化的效用也不是短期内所能看得见的。

　　这里，如同「但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甚么叫做……」这句话精当地表示出了「概念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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