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侵略有功”和“封建存在合理”是站在反人民立场上的声音。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清王朝闭关自守的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中国开始与世界建立联系。从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方面中国的主权逐步丧失；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的发展，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这一对矛盾的现象似乎给如何评价“西方资本主义东来”带来了困难。事实上，史学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早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定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苦难，造成了中国的贫困与落后。然而，近年来，一些论著却提出了异议。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中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鸦片战争打晚了，如果提前到明朝，“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化150年不为过”。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侵略不是有罪，而是“有理”，“有功”。⑥在美化侵略的同时，他们竭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们的逻辑是，西方列强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落后国家，落后应该欢迎先进，先进可以帮助落后。如果反抗，就会“让我们中华民族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因此，他们认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不应该的，是有罪的，而以“和”相待才是明智之举。

    诚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产阶级也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但是，我们不能据此以讴歌殖民征服，证明侵略有功、有理。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⑦这就是说，英国虽然在印度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的种子，但更重要的是带给印度人民以灾难和枷锁。近代中国历史与印度一样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掠夺的历史。中国虽然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资本主义，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相反，西方列强却依仗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在中国大办企业，不断扩大其在华资本势力，最终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下面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据统计，1911年，中国已修成的9600多公里铁路中，有93.19％控制在外国手中；中国务进出口通常口岸的轮船吨位，外轮占84.4％；2300多家外国商行掌握着中国的对外贸易；90多家外国银行及分支机构操纵着中国的外汇；在煤矿、纺织、造船等工矿业中，外国资本也占去了压倒优势的比重。除此之外，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看来，从《南京条约》赔款两干一白万元到《辛丑条约》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从1861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焚烧到1900年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从英国割占香港到沙俄强占中国东北、西北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赤裸裸的无情掠夺。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⑧

    事实说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带来“掠夺、压迫、剥削”和“现代化”的这两个礼物中，“掠夺、剥削、压迫”是主要的，而“现代化”只是他们大势掠夺的手段或者是给中国人民的一点“诱铒”。因此，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正义的，是不可缺少的；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改变中国的从属地位，才能真正求得中国的现代化。那些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有理”，而抵毁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有罪”的人，实际上是通过歪曲过去的不可更改的历史，来讨好当今的西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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