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论者不但否定中华民族反帝的革命斗争，也否定中国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有的论著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可惜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中断了它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机会；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政治上、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又一次提供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难得机遇，可惜其进程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断了，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机会。“当初如若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头号强国。”事实上，洋务运动只是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发起的“自强”举措，这一目的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容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力发展。即使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这只能是给封建统治阶级增加了用以压制新生力量而维护反动统治的物质基础，最终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清末“新政”也只是清王朝用以欺骗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小小花招。其新政的内容和结局也只是对幼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调戏和玩弄，它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难得机会”。

    况且，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障碍，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阻力。没落的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对内是抱残守缺，顽固不化，压制一切反抗与不满；对外则在侵略者面前一味执行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甚至无耻地执行所谓“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反动方针，以其出卖国家主权的方式来换取侵略者对其统治的支持。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得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障碍，而清除障碍的唯一手段是“革命”，而不是所谓的“告别革命”。

    其次，“要改良，不要革命”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假设，而“告别革命”也只是资产阶级的主观期望。

    如果承认“帝国主义侵略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承认“封建主义能够把中国引向现代化”，那末，其逻辑结论自然是，以反帝反封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搞错了、搞糟了”。有的文章也确实是这样看待和描写革命的。在他们看来，对已过去的20世纪，首先要反省的就是所谓“革命崇拜”症。据他们说革命有很多“弊端”，“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在革命扫荡下“社会变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为空想”；“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总之，“以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是一种幼稚病”，“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重的灾难。”⑨因此，“革命有罪”。

    “告别革命论”者，在控诉“革命”所带来的“灾难”的同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要是“改良”，中国的状况一定比现在要好。他们认为 “革命是能量的消耗，改良是能量和积累”，“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其实，改良和革命并不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改良的作用和意义。但是它反对夸大改良的作用和意义，更是反对用改良来代替革命。改良和革命是改造社会的两种方式，在一定时期究竟采用其中哪种方式，这要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来决定，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改良只能使社会某些因素的量变，而能够引起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唯有革命。无数事实证明，没有革命、单靠幼稚、浅薄的改良，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戊戌维新运动的锣鼓刚刚敲响，顽固派便向改良派举起了屠刀，改良的美梦一下子成了泡影。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却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以胜利而告结束。因此，“告别革命论”所谓“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的论断，是与历史背道而驰的。而以“反帝反封”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告别革命论”的理论基础是“如果”。“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如此这类的假设举不胜举。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而“假设”则是以现实为出发点，从现实中提出一个理念，强行地套在历史头上，蛮横地要求历史去改变自己，这永远只能是梦想。因此，“告别革命论”只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闭门造车的结晶，是“无本”之木。“告别革命论”者还宣布：“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这种对21世纪发号施令的做法是很可笑的。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⑩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社会革命必然到来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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