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告别革命论”的真正目的是要告别社会主义。

    “告别革命论”虽然否定一切革命，但否定革命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他们的手段。他们的目的是力图通过“告别革命”的手段来“告别社会主义”。历史事实表明：当今所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都是革命的产物，而且是靠暴力革命的产物。“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历史证明了的规律。如果“告别革命”，那就是既告别“革命”本身，也告别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为了推销其“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政策，要求史学界“揭露过去全部真实情况”，这就为否定苏联“革命”的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敞开了大门。于是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打倒列宁、斯大林的呼声甚嚣尘上。其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成了“罪恶”的代名词。这就导致了苏联不可避免地遭到解体的命运。我们要从苏联解体的惨痛现实中，深刻认识“告别革命论”的严重危害性。从“告别革命论”的内容来看，它从头到尾体现了瓦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它把中国社会主义说成是“乌托邦”，它污蔑中国共产党“如今搞成孔教会了”；它污蔑毛泽东“是农民的皇帝”，“是大空想家”；它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牢狱文化”；它污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存在方式就像牢狱”。它认为中国近代革命全部都搞糟了，作为革命产物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糟透了。因此，告别社会主义是“告别革命论”的真正目的。

    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依旧要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要防止西方势力的颠覆和破坏，因为这是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保证。然而“告别革命论”者却鼓吹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这实际上是鼓动中国人民放松对西方势力“和平演变”的警惕，是迎合西方反华势力之举。

    总之，通过对“告别革命论”的理论根源、内容及目的的剖析，我们便可知道，“告别革命论”并不仅仅是所谓“学术讨论”，而是在政治上对历史的否定，对现实的歪曲。如果在“告别革命论”指导下编写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企图用来向青少年一代贯输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是西方资本主义企图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第一步。因此，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必须坚决否定“告别革命论”思想，始终坚持“革命与现代化相统一”的指导思想。

引文注释：

①、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9页。

②、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序言。

③、方克立，《略论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④、晓静，《<走什么路>一书出版座谈会要述》，《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8期，第62页。

⑤、朱新均，《走什么路》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高校理论战线》，1997年第6期，第1页。

⑥、龚书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⑦、⑧、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2页。

⑨、李文海、杨文梁，《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是非》，《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⑩、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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