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集》卷一一《制诰》“百官妻”条目:
敕:夫家道正而天下治。盖国风之始、人伦之大皆本于夫妇也。……某妻某氏,柔明著美,淑茂流声;居无出阃之言,动有鸣环之节。作嫔良士,服我周行。宜开石 之封,以宠金闺之籍。俾其齐家辅国有所先后,则庶几乎治矣。
《华阳集》卷三一《外制》“封百官妻制”:
朕惟古者风天下之道,由夫妇始。以其辅佐之德正位于内,而王化之基乎!具官某妻某氏,贤而有行,宜中馈之吉。方予讲大典,郊见上帝,惟是中外之士,莫不献力以相予于成,岂非阃仪之助哉!今予命之以封君,其益思淑慎,以保尔有家之庆。
其它诸如“妇人之贤,室家所赖。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使其后世有《麟趾》信厚之风”;“举无失中,言必由礼。……兹使君子绰有成德” [56] 一类文字,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些辞句虽然出自个别士大夫之手,但其中所反映的,通常是构成为时人共识的内容。通过这些制词,人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于“具官某妻某氏”操行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于“齐家辅国”的期待,是在强调“家道正”与“天下治”之间的关联。
王安石曾经说:“圣人之教,必由闺门始” [57] ;司马光说:“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58] ;陈襄也说:“致法于天下者,必起于闺门之隐” [59] 。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之间似无根本分歧。教化自社会的基本单位起始,“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 [60] 。推治家之法以临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自内向外推展伦理教化的必由途径,也就是元丰年间程颐与吕大临所说的“治体”: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61]
在谈及“二南之诗”时,程颐说:
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 [62]
龚原在解释《家人》卦时,曾经将其与“二南之风”相提并论:“男女正而父母严,则父子有仁,兄弟有义,夫妇有礼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二南之风所以具仁义礼智,由是道也。” [63]
元祐年间,范祖禹向准备纳后的哲宗进《周易·家人卦》解义 [64] ,集中详尽地阐述了“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
谨按《周易·家人》之卦,乃圣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
家人之道,以内为主。女正则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义,阴阳之分也。……如此然后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故视天下如家,视百姓如身,爱人如爱身,治天下如治家。……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爱也。……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
推治家之法以治天下,首先是帝王之家的事。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们将“正家——治国”模式视为建立良好的整体社会秩序的必然取径,这正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所表述的:
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
南宋大儒吕祖谦在其《杂说》中也强调说:
今人须是就治家上理会。这里不治,如何是为学?尧称舜,让以天下,如何止说“刑于二女”;四岳举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谐以孝”。若是今人,须说舜有经纶大业、治世安民之事。 [65]
只有把“正家”置于“天下国家”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清它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的真正意义。而男女两性被要求“正位”,从根本上讲,是由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正家——治国——化天下”的社会义务与整体格局决定的。
(三)
或许可以说,决定墓志铭所书写之内容的首先不是墓主本人的处世态度与行为,而是墓志撰述者心目中认为应予肯定的女性品行。读到以女性(特别是主持家事的女性)为传主的宋代墓志,我们经常感觉到,其中所勾勒的形象并不仅仅“婉娩听从”,而往往严明肃正。
例如,《李觏集》卷三十《郑助教母陈氏墓铭(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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