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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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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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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00年一前2000年这一千年间。但是“探源工程”同时又要究明“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由于黄帝、炎帝、尧舜禹必须放到整个传说时代古史框架和体系中去考察，即必须同时研究太昊、少昊、蚩尤、颛顼、帝喾甚至包括伏羲、神农等等，可能与“五帝”文化相契合、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也必须放到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去考察，假如黄帝、炎帝正是对应于仰韶文化的话，那整个“探源工程”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了：年代上从前3000年一前2000年这一千年变成了前5000年一前2000年至少三千年，考古学文化上从主要是中原龙山文化变成了距今7000年一4000年间中国境内几乎所有的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西部的马家窑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甚至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崧泽、良渚等考古学文化都在内。一千年与三千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和工作量。如果把包括探索“五帝”在内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比作三峡工程的话，那“探源工程”目前确定的工作范围和工作量只是一个“葛洲坝工程”，而且它可能与“工程”的基本目的和诉求“探索炎黄时代、炎黄文化”没有直接关系。
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史前考古和史前文化研究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文明”的含义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研究问题。按一般的理解，文明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由于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录，古人的精神文明便只能靠出土遗迹、遗物以及有关传说和民族学资料作一些猜测，这种猜测毕竟非常有限，所以起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和文明理论对“文明”的理解便偏重于物质文明，这是时代和学科的局限所致。“探源工程”所说的文明起源，简言之即是国家的起源，用的是恩格斯关于“文明”的定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研究国家的起源、文明起源必须研究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阶级的产生等，所以有的考古家认为文明还包含一个“制度文明”甚至主要是研究社会制度的演进。如田昌五先生就说“这里说的是华夏文明的起源，而不是什么文字、铜器和城市的起源。华夏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古代的社会结构和各方面的制度。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发祥史”[60]。其实，传统的文明三因素说“文字、铜器、城市”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制度文明”并不矛盾，“文字、铜器、城市”三因素集中地反映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而其背后则与社会的组织程度、与“制度文明”相关。所以对“文明”的完整理解应该是包含三个层面，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是指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主要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程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道德风尚的进步状态。既往的考古学偏重于物质文明，是因为条件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所限（传统的文明三因素“文字、铜器、城市”之所以能够成立或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它们非常典型，也非常直观，能够一眼看出的）。现在要探索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演进程度，考古家进一步要依据和考察古代遗迹特别是墓葬和聚落遗址，这些是不能象文明三因素那样一眼观尽、即刻可判明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都有一定关系，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状态和程度象制度文明那样，也是不能凭借遗迹、遗物一眼观尽、即刻判明的，但不能说史前人类就没有精神生活、科学文化、教育、艺术、信仰、观念等等，当然，研究和探索“文明”起源也就不能撇开这些东西。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包括一些有特定造型和内涵表达的遗迹和器物形态）一直都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读和解释，甚至没有得到科学的对待（笔者将另文讨论这一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自近代考古学产生以来约200年时间，人们一直都没有对以彩陶图案为代表的史前人类刻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当然更谈不上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美术史家和考古学家都从外观感觉或以西方原始文化理论去看待和理解史前人类刻画，故以美术和图腾释之，实际二者都流于形式、表面、感觉、主观臆断，用今人的眼光简单类比而缺乏理性分析，完全没有触及史前人类的思想和心理状态及思维方式。以中国为例，彩陶盛行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除了西部的马家窑文化外，其他流行彩陶的考古文化基本上只见素陶了。如果彩陶仅仅是美术作品，为什么中国七、八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古人有此雅兴，而在后来的一千年中他们的后人却没有这种雅兴了？按照有些图腾学家的研究，人类的图腾现象、图腾文化盛行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实际这一认识也是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骨刻和雕塑的误读所致），新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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