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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 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 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 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 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 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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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 分见《晋书》各本传。
[4] 《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 《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 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 《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 《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 《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 《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9] 《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1] 《陆士龙文集》卷8
[22] 《魏书》卷62《李彪传》。 [23] 《史通·模拟篇》
[24]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 《宋书》卷69《范晔传》
[26]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 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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