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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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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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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 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 “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 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 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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