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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儒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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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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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礼义治之者，积仁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亲和。”⑼
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刑狱观，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用教化和礼义来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次听过贾谊讲座的汉文帝吸取了儒家的刑狱观来指导刑狱实践。因此除肉刑，减轻刑罚，废止了法家刑狱观和刑狱实践。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实际上从一开始当皇帝就开始了。因为此时朝廷之内儒家已经渐渐占多数，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诸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下，已经愈益明显了。十六岁继位的汉武帝，身边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响，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轻的汉武帝能形成独尊儒术的方针，恐怕和这些身边的影响不无关系。
其实，最初提出要以儒家为治国主要指导理念的人是贾谊，后来则因董仲舒的对策和公孙弘的具体部署而变得更加明朗化。
法家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耕战入仕”，造成官吏素质的下降和社会风俗的败坏。法家的执法，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商鞅变法时，许多人都说变法不便，这样说的人”千数”，于是商君在太子犯法的时候”刑其傅”，于是第二天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遵照法令了，这样法令执行了十年，道不拾遗，路不闭户，原来说变法不好的人又出来说变法的好处，结果商君把这些议论变法的人全部充军。在这里我们姑且不研究商鞅为人的忌刻不容人，单就法家思想而言，这就表示：政府和百姓的关系，是绝对的专制关系；我定法令，你照办，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不但不能反对，连说好话也不行。与此相联系的，什么礼义廉耻之类的道德规范，全部不需要了。
我们从后世的封建社会历史可以知道，凡是以儒学治国的时代，一旦官吏出现腐败的情况，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士人阶层，即自觉出面担负清洗剂的职能，如汉末的党人，唐宋的太学生，明之东林党等。在这种清洁职能得到统治阶级当权者的支持的条件下，作为回报，士人阶层身为四民之首，又以自己的道德、文化在农工商中起表率作用其作用稳定而持久。所以士人阶层在对官僚的制约和对民众的影响力量各方面，都能起到稳定社会和淳厚风俗的好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作用，有似于今日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确实是一股把社会带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力量。
在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政令下，实际上必然有一个选拔官僚和教育民众的标准问题，这一标准如果不趋于统一，执政者往往难以措其手足。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尝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项成功经验。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落实，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权力的舞台，成为规范中国几千年意识形态、社会风俗、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名副其实的指挥者，儒家从内部穿孔走向掌握实权。
三，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启示
熟悉秦汉史的学者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都有体现的西汉王朝，偏偏选中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呢？
要知道，西汉初六七十年，统治者是讲究无为政治的，”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讲究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道家之术；著名的政治家曹参，就是道家无为政治思想的实践者。再比如，历史记载，刘邦被推选为农民起义军总领袖，以及后来被内部诸领袖推选为皇帝，汉文帝能成为天子，也是被大臣推选出来的；汉文帝死前拟诏，要求薄葬；汉景帝曾下尚俭诏书，这些选举天子、尚俭、薄葬的思想，实际是墨家的产物。再比如文景之治中治法家言的晁错一度官居御史大夫，即副丞相；汉文帝时因治平第一而从郡太守提拔为廷尉的吴公，是曾经和李斯同乡而从学于李斯的法家人物。
同样在权力部门有一席之地，最后只有儒家取胜，在考察了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政治活动以后，我们已经不难得出结论了。
当旧的学说已经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时候，必然要求有一种新学说出现。社会的发展极富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可以解释为一种有用性。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不受重视的，孔夫子周游列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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