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叶向高在序末又写了如下文字：“至黼朗之于万一，兵燹之际，旧谱未订，而新编固不登，且若为美，表之章之，若为疵，微之削之，一准舆情，毫无臆断。”这个信息给人们的印象是：沈黼朗与他的万一等六个儿子的行状，老的沈氏宗谱并没有记载，原因是“兵燹”，即元末明初的战乱，而这湖北孝感的“头版”沈氏宗谱稿子，即所说的“新编”，对他们也就不作自己的叙述，只是依照当时人们的看法，作了客观记录。这就表明谱中有关沈万三父子两代的文字，只是沈惟炳“采访”——“一准舆情”的材料，既不在旧简又不在新编之中，很可能只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而已——如现在谱中所能看到的《江宁世系》那样的记载。

　　但是，沈惟炳当时与沈万三父子的时代已经隔开了250余年的时间，且中间还有过元末明初战乱以及朱元璋打击江南“户家”——即富户的两个特殊时期，而沈万三又是朱元璋重点打击的对象，这三点就使得沈万三父子情况变得非常不明了。对于这最后一点——明初人们纂实录时都惮于当时可怕的抄家杀头迁徙高压政策，对于朱元璋猜忌残忍之迹都采取隐匿回避的态度，作为大明皇朝臣子的叶向高尤其是心知肚明的，但不能提，也不敢提，只好回避，只好单把“兵燹”说事。但实际上确是这三重原因使得有关沈万三的确切信息留传下来的自然会较少，后世传说的相关信息的误差则会更大，沈万三最终变成了扑朔迷离的人物。所以，沈惟炳“采访”的巨富沈万三情况所得材料的可靠性自然是要打折扣的。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沈惟炳在谱中自己的序文中对沈万三家世事就未置一词。

　　这个可靠性“打折扣”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了，385年前的叶向高也是意识到的。于是，为了打消人们的这种念头，叶向高特别指出沈惟炳“采访”的客观性：“一准舆情，毫无臆断”，同时还连带赞扬了沈惟炳撰族谱体现出的“才、学、识”史学“三长”：“呜呼，后之读是书者，可以观感而兴起矣。余喜夫三长并集，而知不独可以家，并亦可以国也，遂提笔而为之序。”

　　叶向高作文极漂亮，又极具高度：一是为沈惟炳的“采访”的客观性鼓掌叫好，表扬他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是“实话实说”，二是将沈惟炳的撰谱工作提高到修史态度，号召人们以“实话实说”精神，修家谱、撰国史。在这样的高调感染之下，加上叶向高其人，官至内阁首辅，还是明万历、泰昌、天启的三朝元老，可谓是“一言九鼎”式的人物，有他这样地“打保票”，人们还可能对谱中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产生“打折扣”的质疑吗？

　　尽管有叶向高这样的名人对谱中沈万三家世事作了“担保”，并且接下来也有人发表言论支持之，但续修宗谱的沈氏后人们却还时不时对谱中相关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流露出不踏实之感……

　　叶向高的名人效应是相当明显与持久的。至清嘉庆间《澴川沈氏宗谱》头次续修，为这初续谱作序、曾任贵州学政的萧广运就很认可沈万三家世，并在他所作的《初续谱序》中有进一步的发挥：“君江宁祖八十一世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洪武忌之，将没其籍，乃以一子出嗣万四，更名承祀。万四纳粮资饷，太祖大悦，以万四之本孙玠为户部员外郎，辛酉十四年以其嗣子承祀从庆王出封陕西宁夏卫。君之始祖为光域公，则承祀公之季子也。”

　　很明显，萧广运在这里解说了沈万三为何要将次子宗卿过继给万四的这样一个敏感问题。为何要解说？是不是因为那时就已经有人质疑了谱中的沈万三家世，且谱中也确没有为“出嗣”一事给出理由，就由作序者出面解说“补台”，以确保其正确性？

　　但是，萧广运作序，虽说是在证明沈万三家世的正确性，但他的行文却与谱中记载出现了自相矛盾——或者说他有对沈万三家世并不明了的毛病。一是他把沈万三的辈份搞混了：从谱中世系看，沈万三父，黼朗，是“七十九世”，沈万三是“八十世”，而萧广运却在文中说是“君江宁祖八十一世万三沈公”，弄错了一个辈份！二是承祀赴宁夏的时间，这是一个更大的毛病：萧广运说是“辛酉十四年”（1381年——笔者注），而谱中承祀行状却写明是“洪武辛未”（1391年——笔者注），两者相差10年，孰是孰非？

　　当然，对于头个毛病也许是会有解说的。例如说，乾隆时的萧广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