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作者刘三吾是洪武年间老儒，曾为翰林学士，受朱元璋指令删去《孟子》一书中85条冒犯君上的言论，编成《孟子节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开头就作了自我介绍——“自予备官春坊词垣以来，日于班次拱听圣训，恒钱谷所暨，必首称吴中沈氏。国初有万三公、万四公兄弟，率先两浙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可见他不仅是沈万三同时期的人，且还是较为了解沈万三事内情的人。因此，刘三吾对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述的权威性、可靠性是无容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沈万三的这一家世得到了清道光间在周庄东北杏村沈氏墓地出土的另一篇墓志铭的印证——《故沈伯熙墓志铭有序》：“曾大父祐，由南浔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父旺，丰姿庞厚，有二子，长曰至，季即伯熙也。”墓主沈伯熙是沈万三的孙子、沈万三季子沈旺的季子。作者卢次农稍晚于沈万三，江西南昌人，入昆山籍，其伯父卢熊为明《洪武苏州府志》编撰者。该墓志铭作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记载恐怕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了。

　　综合上述两篇墓志铭，及其他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人们可以知道，沈万三家世的基本情况是：沈祐有二子沈万三、沈万四；沈万三、沈万四又各有二子，沈万三的二子是沈茂、沈旺，沈万四的二子是沈德昌、沈汉杰……

　　然而，这些情况与《澴川沈氏宗谱》中描述的沈万三家世——沈黼朗有六个儿子——万一、万二、万三、万四、万六、万七等等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谱中不是说到“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明太祖欲害之，傥非纳马后谏，虽云南之戍不可得也”等情事，人们很可能把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由此看来，《澴川沈氏宗谱》所载沈万三父子相关情况的大部分内容，缺乏墓志铭之类家族文献的印证与支持，很可能是错误的！

　　另外，《澴川沈氏宗谱》有关沈万三家世的一些记载有明显悖谬历史之处。如陈述沈万二的情况：“洪武元年攻张士诚，驻跸太湖”，“迎忠武王徐达及诸王于家之百尺楼”，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里面，就至少有3处错误：一“洪武元年攻张士诚”，时间搞错了。张士诚在洪武元年的前一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或称吴元年（1367年）的九月就已为徐达等俘执，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战争结束。二“驻跸”一词是皇帝专用的，明清时老百姓用了这词，恐怕就是“僭用”、“犯上”的罪名，能说万二“驻跸太湖”吗？三“迎忠武王徐达”，也是张冠李戴、混淆不清的错误。徐达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忠武王”——他死后追封的是“中山王”，朱元璋的另一员大将常遇春亡后，追封“开平王”，谥“忠武”。谱中类似这样漏洞百出的说法，不可能是当时的家族实录，颇似后来历史文化知识欠缺人士的手笔。

　　所有这些蹊跷与莫名错误，都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谱中沈万三家世记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因之怀有不踏实感觉的原因至此也就很清楚了。该谱中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记载大部分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得不到其他记载的印证。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之间存在着那末大的差异，看起来几乎是判若二人，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明代在“仁宣之治”以后，朝廷内部激烈斗争的态势趋缓，政治逐渐稳定，使得全国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社会富裕起来，人们的生活日益安定平和。与此同时，随着财富向往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怀念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名人、巨富代表沈万三，以至于当时著名小说《金瓶梅》中也会出现“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人的名儿树影儿”的民谚，足见沈万三在市井间的知名度、影响力。

　　然而，即使是在那时沈万三也已是一位朦胧人物，人们对他的详细信息就已经了解不多了。如明嘉靖年间一位致仕官员董谷在自己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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