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已是相当古的古人了，比现在的我们更靠近沈万三的时代，应该不会搞错，恐怕只是一时的“笔误”。那末这“笔误”在编辑时为何没有纠正而成了“刊误”？特别是之后清咸丰间、民国八年、1995年该谱三次续修为何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反而成了一错再错三错四错的“笔误”？而对于第二个毛病，不知又会出现怎样的解说——因为谱中两种时间的说法都是错的。查《明史》、《明太祖实录》可知，庆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只是受封而已，至二十六年（1393年）才“出封”至宁夏！如果这种错误也是“刊误”，人们面对如此离奇的“刊误”，不禁要提问：湖北孝感的沈氏修谱者们对沈万三家世究竟是不是非常清楚？
另一方面，该谱为证明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除了萧广运的说法外，谱中还有其他一些“论证”。如在卷二《江宁世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话“乙未岁大悟公自镇江归，雅意编辑，会有吴兴宗人讳峨者，携其族兄大司寇演公引文及其追远谱牒，自浙之楚来议宗亲，与大悟公所编旧谱，彼此勘合，并所访于江宁者无不画一。今旧谱尚在也，观其文，乃知吾族所自始，并悉吴兴之世次矣。”
上文中的“大悟公”，为沈惟炳子沈宜，曾任镇江推官。据谱中介绍，他与父一同创修“头版”沈氏宗谱，也曾“采访”过沈万三家世。这段文字说明，湖北孝感“头版”沈氏宗谱有关家世的记载与吴兴沈氏的谱牒记载完全一致。此话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证明沈惟炳父子有关沈万三家世的“采访”材料是可靠的，接下来的逻辑就是谱中相关沈万三父子的记载也应该是可靠的。
笔者对上文中“今旧谱尚在也”这句话很有兴趣，因该文未标出撰写时间，此处的“旧谱”似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吴兴宗人讳峨者”带来的沈万三祖籍地沈氏“追远谱牒”。这可是给我们现在的沈万三研究带来的一条重要线索，今后我们尤要注意在“吴兴”——今湖州一带地区搜索沈氏宗谱，以求证内中有没有如此这般的沈万三家世。一是指“大悟公所编旧谱”。如真是这样，就很可惜了。因为，比萧广运稍晚、参与头次续谱的沈氏族人沈明陟在嘉庆五年（1800年）所作的序文中就称：“惜少宰公（指沈惟炳——笔者注）书成晚岁，未及授梓，是以族间未得人有其书，迄今距修谱之年，百有五十余岁。”才隔了150多年，到清嘉庆时，沈惟炳父子修的“头版谱”在沈氏族人间就已缺失了！
所以，谱中尽管罗列有若干“确证”的说法，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对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始终是流露出疑虑的心情的。如尽管萧广运已在初续谱的序文中明明白白地宣称“君之始祖为光域公，则承祀公之季子也”，即沈观是沈宗卿的小儿子，或者说是第四个儿子，可在谱中的“世系表”“宗卿”条下又只写“子观”，似乎沈宗卿只有一个儿子。由于存在这样的抵牾，卷二《溯源考》中的《秦楚之际》中只好忧心重重地提出了“始祖（即指沈观——笔者注）兄弟，不知几人，亦不知始祖行次第几”的疑问。对自己始祖的情况就已有不明之处，对始祖的祖父、曾祖父情况能够更加清楚吗？沈万三家世可靠性的问题，总是这样无情地折磨着湖北孝感沈氏后人，让他们一直怀有不踏实的感觉！
如横向比较其他记载，该谱所描述的沈万三家世就存在更大的疑问，在笔者统计的记载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就未见过有类似的记载。而该谱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一些文字存在的明显悖谬历史的内容，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谱中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存在着疑义。
沈万三家世，在一些明清著作中是有记载的，但是其中有相互传抄的，也有记录口头传闻的，可靠性大都存在着一定的“折扣”，引用时尤要当心，宜深加考证后再定取舍。在笔者统计的载有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未见有与《澴川沈氏宗谱》相似的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载。但是，在这126种明清著作中，有2书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却是比较可靠的：一是明刘三吾的《坦斋刘先生文集》，一是清陶煦的《周庄镇志》。
为什么说这2书中的相关记载比较可靠？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前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最早的记载之一，明清不少著作有关沈万三家世的内容都是抄自或转抄自该书的；后者虽已是清光绪间所作，但它关于沈万三父子的记载是出土的墓志铭，而该墓志铭又是作于明洪武二十一年，比刘三吾披露相关信息的时间还早数年，且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当然更宝贵可靠。
在《坦斋刘先生文集》中，刘三吾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作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文中，介绍了沈万三父子情况：“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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