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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的人才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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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8 11:45: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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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敏感度，足见他用心良苦。在讲课方法上，他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和学生们共同研究。如事先让学生搜集资料，然后和他们一起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源流与历史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知识。同时还让一部分造诣较深的学生协助自己著书。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的兴趣和“言政”的能力。学生们在康有为的教导下。“每轻视八股，于考据训话，亦不甚措意，惟喜谈时务，多留意政治，盖有志于用世者。康有为对政治人才的重视正如有人所说:“先生之诲人也。期在造就有用之人，非欲养成死啃章句之陋儒。故草堂相处。往往脱略形迹，凡所以启发智慧者.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术政治，表里相结合，所谓坐而言。能起而行之者也。 “.为了政治改革.康有为曾建议光绪帝:今欲改行新政……特开立法院于内庭，选天下通才人院办事，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立法院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机关，其办事人员不是仅仅拥有实用技能的人就能够胜任的。而必须是既有实技。又能言政议政的“.通才”才能担当此任。
在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上。维新派认为，鉴于旧式知识分子的无实无用，必须大力引进“西学”。学校在开设西学课程时，要包括西政、西艺、西文。在西政与西艺之间。又要本着先政后艺.以政为本，以艺为用的原则。教育要先培养政才。后培养艺才。梁启超说:‘“启超谓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维新派针对当时洋务派片面强调艺学，提出激烈的批评。说洋务派学西学，“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与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最多只能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因而梁启超说:“今中国所患者无政才也。”他在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时提出。研究经世之学。除了研读六经之精意和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外。还必须用西人之公理公法以证明。要探求天下积弱之由和富强之道.就需要“，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因而，他把‘运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作为时务学堂章程之一。从中足见其对政治人才之重视。 第三，维新派为使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力提倡培养人才的群体观念
维新派认为，要完成变法大业，不是几个人所能办到的事情，它需要很多人的支持和参与。仅有人才是不够的。还必须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作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却遭到列强的多次侵略，甚至被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所战败.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故也”。康有为举例说:“象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如使能群，则至微之蝗，群飞蔽天，天下畏焉。况莫大之象马而能群乎?”他进一步指出:“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中国欲自强.“惟有合群以救之”只有“合众人之才力”，“合众人之心思”才能挽救危亡。因而康有为指出:“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维新派不仅从思想上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而且也付诸于实际行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义愤填膺，他们以省籍为单位到都察院上书请愿。康有为认为“士气可用”，抓住时机，联合18省130。余举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摘庵集会，联名向皇帝上书。这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开士人群体干政的风气，维新派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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