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教给学生什么样的历史知识？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教学后记

 
waterlover的博客

讲完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后，我给学生布置一道作业：在你的视野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怎样的？学习完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后，你的感受是什么？请谈谈你的看法。从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中，暴露出许多问题。现摘选两位学生的作业出来，略谈感受。

学生A：在我原来的视野里，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博大精深，蓄积深厚。可是学习完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后，我只感受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都被儒家思想独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里只有儒家思想在演独角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只稍稍看到一些派别的争论，到汉武帝后，儒家思想就占据了统治地位。虽然魏晋南北朝时，儒家思想受到新的挑战，但儒家思想很快又苏醒过来。两宋时期，儒学新的体系——程朱理学形成。程朱理学历经几百年，牢牢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促使儒学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我在想，儒家思想真的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吗？但为何新文化运动时期遭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为何鲁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难道中国其他思想就一无是处？

学生B：实话实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实在是太迂腐、太自私了。在“百家争鸣”里，中国思想学派几乎都是为某一阶层服务。尤其儒家学派极为高明，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懂得抓住君王的心，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宣扬的“君权神授”不都是为了巩固君权的需要吗？正因为如此，儒家思想倍受汉武帝的重视，后来成为了正统思想。程朱理学提出的“天理”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陆王心学的“心”、“致良知”目的是让老百姓“洗脑”，以其来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这些思想何为博大？何为精深？他们的学说是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吗？

看完学生的思想感言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在讲本单元时，我也非常迷惑。本单元开篇就说“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可笔锋一转，“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它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它也是世界文明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接着就介绍起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来。讲完这一单元后，我扪心自问：我感受到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了吗？没有！我也跟学生A一样感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都被儒家思想独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里只有儒家思想在演独角戏。”这是真实的历史吗？

复旦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说：“像我看到的一部教材，就在有限的篇幅里面，除了介绍百家争鸣、儒学兴起、宋明理学外，最后，特意挑出李贽来介绍‘反正统意识’，把他当作批判理学正统的代表，还特意挑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来介绍他们的启蒙思想，因此中国思想文化就由此进入了‘近代’。表面看，这并不错，但是，其实这一方面是根据中国儒家正统意识，一方面根据欧洲启蒙思潮的历史线索，在中国发现和书写的历史。这个脉络的建立，从现在的观念看，这是一个新的正统历史观念。可是，魏晋玄学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影响巨大的佛教呢？蒙元时代和清帝国中的民族思想意识呢？难道真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是儒家独占的状况，就是这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线索吗？以前胡适批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正统’的，因为冯友兰是把儒家当作主流，浓墨重彩地书写的。”葛教授又说， “大多数历史教科书提供给中学生甚至大学生的，是一个从孔子、百家争鸣、独尊儒术、宋明理学、明清启蒙思想等构成的一个主线，这个脉络并不是一个历史本身的脉络，而是一个根据我们现代人对古代思想的重新认识而建立起来的叙述脉络，这是一个‘后设’的说法，有很多‘后见之明’，也有很多后来的想象，甚至还有很多后来人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历史形式、编写习惯的渗透。”（葛兆光：《葛兆光谈“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1期）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说：“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是真正中国本土的思想；中世纪以降的三教，只是佛教是域外的，但经历长期演化，也终于彻底本土化了。另外，历史上还有大量民间思想以及异端。这一切构成一个综合的文化统一体，其中并不存在以哪一家哪一派为代表的问题。历史文化不是一个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不存在以某人为首席代表，某人为副代表的问题。韩文公离我们而去已经一千多年了，但是他遗留下来的道德观点却仿佛盘踞在一些人的心灵里。陈寅恪先生是被出版社鉴定为‘尚未摆脱传统士大夫思想影响的’。（《寒柳堂集·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页）但是陈先生却认为‘自晋及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又谓‘三教说，要为不刊之论’（同上，《金明馆丛稿二编》，251页）；可见他倒并没有狃于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和道统的谬见。”（何兆武：《文化漫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亚夫说：“儒家思想很多是陈腐的东西，它冠冕堂皇的说教历来都被统治者作为愚民工具，现在仍然被说是民众的心灵鸡汤。其实，只要我们关注生活，有能力从现实生活中提取证据，就会动摇这般自以为是的观点。包括现实社会中的美德，没有必要都扯到传统上去。至于把外国人拉出来做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其中隐含着多少不自信的成分，我想宣传者都心知肚明。”（赵亚夫、卢阳：《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年第9期）

看了赵亚夫先生的话，何兆武先生的话又回荡在我的耳边：“宋儒理学曾给我们的民族精神裹上了小脚，其中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就是十分突出的一个。《通鉴纲目》号称踵事《春秋》，它竟能通过一大套善善恶恶的书法而把客观的历史世界彻底给伦理化了、理性化了，从而使每一桩史实都转化成一种仁义道德的神学构件。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本领。要直到本世纪之初，梁启超老先生才大张鞑伐，对正统这一谬见发动了正面攻击。但时至今天，我们还经常听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类的提法。所谓以某某为正统、某某为代表，这在局外人（或域外人，或用妙玉的话：“槛外人”）看来，简直是荒唐的，无法理解的。历史本身根本无所谓正统，也不发生以谁为代表的问题。”（（何兆武：《文化漫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纵观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的教科书存在着什么样的局限性？作为历史教师，如果严格按照教科书的观点出发的话，我们将会带给学生什么样的历史知识？如果某一天，当我们的学生知识面拓展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作何感想？学生A和学生B的观点存在片面性，但当他们是有思想的人，他们不满足于教科书的内容和观点，作为历史教师的我们，又该如何向他们解释？迫于考试的压力，我们历史教师敢抛开教科书的“正统”思想，向学生传授课外“异端”的思想吗？国家教科书承担着建设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的责任，但求真求实的史学态度是不能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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