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学历史教师作为教育工作者，也是史学工作者。正如中医之望、闻、问、切，相声演员之说、学、逗、唱，史学工作者也有一些必修课。德行便是为师为史的首要前提，知识便是材料与基石，史观便是构念与工具，史识便是悟性、识见与特色，史才便是技术水平，史法便是工艺方法，史艺便是修养与境界，史功便是为师为史的核心基本功。这些应该是历史教师基本素养的构成要素，是我们修炼的方向。然依今日之情势，历史教师首先要从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自醒，在迷茫与诱惑的纠葛中自知，在学习与实践的脱节中自励自强，在思考与探索的碰撞中自觉自悟。人幸福的根本在于能够自我理解，人的根本危机来自于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探求。好在一切皆出于自我，幸福也好，危机也罢，选择的权利在手，行动就由了自我需要，无非是多了良知的拷问。

历史教师的“史德”

 
徐赐成

《中学历史教学》（广州）

2007年第11期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历史教师是最重要的人力课程资源。”从课程实现的角度看，作为课程实施者的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教师对课程内容的呈现、学习过程的参与、思维灵感的分享、情感态度的表达等，无不对学生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新课程改革赋予教师的课程实施权利和个性挥洒空间，使教师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基于教师的个体差异，客观上必然是“有一千名教师，就有一千个‘课程标准’”。但，权利和要求必须同步，有效享有权利的前提是教师的教育（施教）素养能作为实施权利的有效支撑。对历史教师，抑或对所有“讲”、“编”、“写”、“演”、“研”历史者而言，“史德”都应该是第一位的。

重视“史德”是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先秦时期，孔子称赞晋太史董狐“书法不隐”。汉朝班彪、班固父子表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素心”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予以无情地鞭笞，爱憎分明，充满激情。明朝胡应麟有“公心”之论：“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从书法不隐、实录到素心说、直书论、公心论，无不与史学家（历史研究者）的道德有关。清人章学诚在肯定刘氏理论的前提下，感觉意犹未尽，“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于是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明确提出“史德”要求，立《史德》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刘知己“三长”论和章学诚“史德”论的基础上提出“史家的四长”，并把“史德”排在第一位，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之提出以及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历史认识和史学家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何谓“史德”？章学诚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梁启超认为史德就是“心术端正……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讲究“史德”其实是一种心智修养，即在治史时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在治（“讲”、“编”、“写”、“演”、“研”）史的过程中，史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史的动机，二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历史教师出于教育的动机讲授历史，教师的史德主要体现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教学方式方法上。

首先，对历史要怀敬畏之心和尊重之情。为什么要敬畏历史，正如阎崇年先生所言，“因为历史包含着我们先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汲取。”历史是过去的客观存在，人们只能根据相关史料和文物对历史作一管之窥，尊重历史老人是对人的基本要求，也是治史的首要原则。在今天这个特别崇尚创新的时代，历史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一些浮躁、肤浅的风气，时下风行的“正说历史”和“戏说历史”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历史科学而言，都是不妥当的①。去年，陈水扁提出“本国非中国”，接着在台湾当局公布的新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中，将“台湾史”和“中国史”分开，并把孙中山列入“中国史”。台湾一位在高中教授历史课的老师气愤地说：“将历史进行如此分割，是主政者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修改，并非史实，这是没有‘史德’的做法。”去年有一个修改中国龙形象的论调热闹了一阵，一项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的研究课题已被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新闻晨报》2006年12月4日）我看也是没有“史德”的做法，因为“龙”作为中国的形象由来已久，是全球华人的基本文化认同，如果因为有西方人不理解，就应该解释才对，这体现的恰是世界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如果因为西方人认为“龙”是凶猛的象征，那倒应该让他认识到“龙”在东方文化里的新形象；如果因为这可能让西方人联系到“中国威胁论”，那关键是看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是不是一种威胁。如果一定要按照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来改造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不仅是没有“史德”的做法，也肯定是枉费心机，甚至是有不良动机。还有，近年来的影视剧不惜牺牲历史真实地一再传达“得权谋者得天下”的逻辑，在满足了“现实”的同时深深伤害了历史。

这样的一些不良风气也必然影响到了历史课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鼓励学生质疑，诸如“袁世凯很有政治才能，他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表现不俗。”“从现实发展来看，凡是近代被列强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现在都相对发达。因此，不能把强迫开口通商算作不平等条款。”作为学生作此质疑或可理解，但作为教师却不能除了一味地对学生的“勇气”肯定后就鸣金收兵，一定要引导，要说理。鼓励质疑不是终点而是历史教育的起点。在听课中，经常会听到教师给学生谈自己对历史的一些个人看法和意见，但常常让人感觉是牵强附会，因为缺乏“证据”。在这种问题上，我觉得张舜徽先生的说法我们应该遵循：“我以为假使没有坚强的证据，或为自己知识范围所限，与其妄加推测，不如存而不论，这才是客观的态度。”（张舜徽《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材料问题》，《新建设》1951年第3期；收入《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笔者转引自《中学历史教学》，2006年第10期卷首）在试题创新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一道曾获普遍赞扬的试题：“中央电视台拟拍一部电视连续剧《重庆谈判》，假如你是编剧，结合所学知识，展开合理的想象，请为毛泽东设计一段到达重庆机场市的讲话稿。”我认为，如果作为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报道，而作为重庆谈判主要角色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成为客观史实，是不能任意发挥的，尽管我们提倡要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进行历史感悟。鼓励质疑、创新试题、分享思想智慧，都是历史教学所需要的，但历史教学不需要肤浅的反感、任意的涂抹和简单的附会。中学历史教学不论是作为历史科学还是公民教育学科，都应该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严谨的态度和基本的尊重。在历史教学中，既要鼓励学生质疑，更要鼓励学生“小心的求证”，而不致使“质疑”异化为“叛逆”；既要启发学生多角度认识历史，更要对历史有基本的尊重；既要敢于标新立异，更要对公认的历史结论有基本的认同。总之，以史实说话，不主观臆断，就是对历史最大的敬畏和尊重。

其次，要尽量去展示历史的真实。尽管没有人可以再现历史的真实，但总有我们所公认的史实，并且要引导学生去探求历史的真实。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必然是不断发展和日益精准的，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对历史结论的修正不仅是应该的，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要求。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再现历史真实”和“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而淡化历史学的科学性，甚至陷入怀疑论。历史就是历史，它既不是一堆故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人只能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效“对话”。

“一标多本”的新课程历史教科书中采用了不少史学研究的新成果，②一方面这是尊重历史真实的做法，另一方面也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进行真实的展示和解释。如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遇难人数，《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的表述为：“1940至1945年间，约有四五百万犹太人、波兰人、吉卜赛人、苏军战俘和各国进步分子在这里遭遇杀害。”人教版《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说：“1940～1945年，有四百万人在这里被杀害。”岳麓版《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认为：“战争期间，仅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一地就有350万犹太人被迫害致死。”岳麓版《世界文化遗产荟萃》则认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存在的短短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就有150万人惨遭杀害。”客观地讲，具体的数字到底是多少恐怕已经很难精准了，那如何处理这些“不同”数字，如何让学生面对以后可能看到的其他的结论，就是一个尊重历史真实的问题。教学中，一方面要让学生认识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确实有几百万人被屠杀，是德国法西斯分子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另一方面也要让学生知道由于这个特殊问题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精确的具体数字难以保存下来，现在有学者正在研究。再如罗马《十二表法》，岳麓版和人教版教科书都写为“《十二铜表法》”，成书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陈衡哲的《西洋史》也是这样写的，我相信不少老师在教学中都将其解释为“刻在铜板上的法律”，对这种不够准确的提法，我们缺少追问意识。（详见陈文海：《关于古代罗马文明与罗马法》，《中学历史教学》2006年第6期）面对新课程教材，再也不敢望文生义、照本宣科了。

第三，要充分展现历史的魅力。对历史怀有敬畏之心和尊重之情并不是说将历史奉若神明，不顾现实的发展，固守“尚古”而沦为保守派，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的“以史为鉴”。毛泽东曾经指出，对历史问题不要过分惧怕，既要慎重谨慎，又不要畏畏缩缩，杞人忧天。并讲述杞人忧天的故事来强调正确认识历史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因为尊重历史而束缚了思想。（《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96页）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史学家陈衡哲在其著作《西洋史》中写到：“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求我们明白他的。……历史家的态度，是要求了解一切过去的和现在的现象的。比如他一方面不妨批评和责咎十字军的混乱乌合；一方面却应该明白那时群众的心理，给他们以相当的同情。这便是研究历史的正当的态度。”（陈衡哲著《西洋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0页）这既是指对历史的尊重态度，也是指如何正确认识历史。只有“神入”历史之中，才能真正懂得历史；只有懂历史才能感受历史的魅力，进而教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