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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禹:名教授准名师零距离对话1

时间:2009-10-18 17:13:07  来源:彭禹
 

历史教育的回归

——“名教授与准名师零距离对话”活动简报上


 

    11月2日到4日,随孔繁刚先生在桐庐的一处远离闹市的宾馆里完成了一次“名教授与准名师零距离对话”活动。现在就此活动,作一简报。

    这个活动的缘起是在年初上海大学召开的上海世界史学会年会上,孔先生以为中学历史教师不应远离学术前沿,而且应当进一步成为历史研究队伍的一分子,只有把握学术潮流、不断自我更新才有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中学历史教育与教学,而在这一方面为中学界创设一个与学术界交流的平台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孔先生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王克梅等诸位先生的赞同与支持,又得到了钱君端工作室与李惠军工作室的赞翼,终于在11月2日到4日得以成行。

    我当然不是“准名师”,不过孔先生虽然为这次活动起了这样一个题目,但是面对的对象却不仅于上海历史教学界的准名师们,也有后生小子如我,这其中自然包含了孔先生对我们这些历史教育界的晚辈的殷殷切望。

 

    这次活动的时间表排得非常紧凑:2日下午是与王家范先生2个半小时的座谈,3日上午是与叶书宗先生、沈渭滨先生5个小时的座谈,下午与金志霖先生进行2小时多的座谈,晚饭后,沈渭滨先生又对老师们做了2个多小时的指导。4日上午,老师们在西湖边又就历史学、历史教育做了2小时左右的交流。

    这样大密度的交流中,先生们所阐述的,老师们所为激发出的种种思想的火花不是我所能一一道来的,我只汇报一点我个人所最关心的、所得的,而诸位先生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出于一般的学术规范,在未得本人允许前,恕不列出。

 

几位先生不约而同的在座谈中提到了历史的思想与方法的问题。

王家范先生在座谈中讲到:我们的中学老师们在教历史,但是必须思考史学史与教育史的问题。中国的新历史教育与新通史、新史学同时诞生,为师者,不能忽略过去一百年的经验。对我来说,先生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两条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方向(或者用时髦的话来说,生长点):一条路是从史学史中重新发现历史学的思想方法,另一条路是在教育史中重拾民国历史教育的经验

 

先生也明白的说道:历史的能力归根到底是要在思想方法上,所以,叙述可以重复,理解却能够常新王家范先生送了八个字给我们,以为他所理解的历史方法的要害:“原始要终、疏通知变。”按照我肤浅的理解,这八个字的意思是在历史的来龙去脉中理解历史的变化以及各种变化的可能性,与孔繁刚先生所一直主张的“在过程中感受历史”是完全一致的意思。但是,这八个字还只是提纲携领,具体到课堂上如何使这八个字活起来发生效用,却正是我辈当作的事情。

这八个字也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疏通并不是按照教师自己的或者教材的观点去疏通,学生理解了教师的观点或者教材的观点也还不足以称为知变。先生告诫我们:不可独断、必须学会宽容与理解。如果不抛开独断,以一种观点的灌输替代另一种观点的灌输,正是犯了教育的大忌。按斯普林格(《脑中之轮》的作者)的说法,正是以三角形的轮子取代了学生头脑中的方形的轮子,五十步去百步犹未远也。若按照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的说法,教师在讲台上有意以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学生,正是最不道德的做法!这个错误年长者不容易犯,而年轻人则往往以得到学生的崇拜为自豪,正不可不察、不可不慎也!

 

叶书宗先生在此一方面的看法与先生大旨相似而角度不同。先生以为真实的历史本身就会让人思考。对这个观点,先生并没有作直接的阐述,而在他的苏联史、二战史的讲解中,闻者自有体会。叶书宗先生是苏联史方面的专家,但是座谈中谦和如水,与他对史学思想的看法正是相得益彰。

    金志霖先生的发言是专就史学方法而作,以对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分析为例,讲解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正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王家范与叶书宗两位先生的观点。先生在发言中指出了史学研究方法中应当注意的部分:史料与逻辑。在我看来,这正是历史得以脱魅而成为科学的基石。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准则:一般结论可以一般证据证明,重大结论须以重大证据证明,非常结论则非常证据必不可少。这个准则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变形。这个工具在严谨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得到大量的应用。我这里另举一个例子来做说明。

 

 

 

如果陈述方式是:古时候有一个中国人去过印度。这是一个一般结论,中国人去过印度的不在少数,有大量的文字史料的记载,而且符合于当时的物质条件,所以,以普通的史书中的文字记载就可以为这结论的证明。

如果陈述方式是:战国时老子去过印度。这是一个重大结论,因为已经具体到人,而且时间地点限定与相关事件限定也大为精确,相关主体又是知名的历史人物,所以就不能简单的以普通的史书来证明,尤其不能以战国以后的史书记载为证明。而且这一结论可能会改变中印交通史的其他结论,所以,不但要有文字史料证明,而且要以考古证据证明。

如果陈述方式是:战国时老子出关,到了印度以后改名乔达摩*悉达多,而后创立了佛教。这就是一个非常结论,因为这不但牵扯出了更多的知名的历史人物,而且一旦证实将会使整个中印交通史以及佛教史改写。所以,如要证实不但需要当时的文字史料与考古资料相印证,而且需要对这些资料作再三的多方面乃至多学科的反复验证,在逻辑上也必须滴水不漏,对于这样的结论,哪怕有九千九百九十九条支持的证据,只要有一条反证,就足以将其推翻。撰写于唐朝的《老子化胡经》属于典型的不足以支持该结论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证据的提出是属于作出结论者的义务,学术界或者收到结论的人没有证伪的义务,所以,奥卡姆剃刀可以有另一个引申的变形:如未证实,即视为伪。但是,这一条是有严格限定的,即只针对于所谓非常结论而言,有证据但证据不够充分的且无明确反证的一般结论和重大结论则可存疑。

沈渭滨先生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对史学教育尤其是史学方法的教育尤有心得,《龙旗飘扬的舰队》的作者姜鸣即出自先生的门下。

先生着重向我们指出了研究与做论文的方法:开始研究之前,必须做资料长编,资料长编的篇幅不应小于最终论文篇幅的五倍;资料长编之外,必须做充分的综述与动态的研究,综述与动态并不是对历年学者的相关学术观点的简单罗列,必须找出学者们的学术理路,从而判断其应用之方法,使用之尺度,立论之得失;而后进入正文的撰写,正文须有对论点的论证,论证须使用大量的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将所有的证据列出(以一般的学术规范而言,我想应当包括对观点有利的和不利的证据);但仅有此仍然不是精彩的论文,还需要考虑并阐述所论证问题与其他相关问题的联系,在联系中呈现出研究的意义。


 

沈先生也提到了话语体系本身作为一种方法对思想的限制与影响,我的理解是:作为教育者,话语体系本身,显然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沈先生同样的告诫我们不要试图以自己个人的观念去影响学生的思想

先生是上师大历史系1961年毕业,在担任了17年的中学政治教师之后进入复旦大学,并且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对于我们这些中学教师,先生是满怀期待的,我也就用先生的几句话结束我的汇报,且与读我的汇报的君共勉: 

不一定搞专业,但是不要放弃专业。


 

成为专家并不难……曲发其上,得乎其中,努力十年,庶乎可成。”

 

http://blog.cersp.com/userlog/6865/archives/2007/6242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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