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刚：钱穆与中小学历史教育

实际上，和学校其他课程相比，清末民初时期只有不多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教育在培养民族意识上的独特功能。在他们看来，改编或译介后的历史教科书有碍于这一功能的发挥，中国学生必须使用中国学者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这也是近代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在学校历史教育上的体现。

钱穆就是其中的有识之士。1913年担任高小国文、史地课程教授任务的钱穆撰文指出[①]：历史课是“国民教育之重要科目”，而“国民教育者所以养成其一国之民非所以养成任何国之民者也。我有我之国势，我有我之民情，外人之所以灌输其学子者，固不可以灌输我之学子。外人之所以造就其国民者，更不可从而造就吾之国民”。钱穆特别提醒，编写外国史教科书更应谨慎。他还提出了历史教科书内容选择的一个原则，即应从“我国之国势民情”出发，“编辑不可谬然以外国书教授者也”。

钱穆所言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所特指的。在清末民初，尤其是在编写世界史教科书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不加鉴别盲目抄袭照搬日人关于历史现象的评论的现象。比如民初李秉钧编写的《新制东亚各国史教本》[②]中，关于“日俄战争”一节的叙述，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关于日俄战争起因，该历史教科书将战争的责任推给俄国，认为是“日知俄欲坏马关条约，不得不预备战事”。作者还详细叙述了日俄战争前的双方的外交交涉情况：俄人惟增兵满洲，阳假保商之名，阴行其吞并之略，……又与清之贵族订密约，许满洲铁道之支线延长至北京。……列国皆愕然。日本质问清廷，清廷无言以对。列国亦出而抗议。……日本政府屡次遣使向清廷诘问，讫不得要领。日本不得已乃有直接与俄国交涉。大意欲俄国……声明俄国不得独占满洲。俄廷皆拒绝之。日本国民大愤，法学博士七人上书主战。明治三十六年正月，开御前大会，决定宣战”，强调了日本行为的正义性。关于《日俄条约》的签订，编者认为：“在旅顺大连以及该处水陆两所，俄人所得租界权，概割让于日本，日俄之于满洲，有同等之权利，以图商业之发达。满洲铁道，以长春为界，日俄两国，分割该铁道。两国均以商业目的使用之。”编者将日俄瓜分东北的卑鄙行径完全看作是一桩正常的外交事件，令人费解。

更让人迷惑的是，编者在第四编“日本史”叙述时，基本上采用明治纪元。比如有这样的描述：明治二十七年（光绪二十年）清派兵入朝鲜；明治三十六年正月，开御前大会；日本于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与俄结约。偶尔则用西历纪元，比如：日本自永嘉七年（西一八四五年）至明治二年（西一八六七年）。

叙述至此，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这段论述很明显是从日人史著抄袭而来。编者叙述处处从日本立场出发，编者似乎不是以一个中国人，而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去审视日俄战争，所以编者对日俄战争的叙述，给人的感觉是日本是正义的一方。毫无疑问的是，作者混淆了战争性质，完全没有看清楚日俄战争起因于日俄对我东北的侵略，而日俄战争结果就正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学生如果读了这段历史，能否激发起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值得怀疑。基于此，钱穆提出的从“国势民情”出发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可谓用心良苦，立意深远。

二、强调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政治价值

教育学认为，学校教育目的的制订首先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个人发展出发的，即，往往是依据社会或国家的需要。当然，学校教育目的虽不排除多元化的倾向，但是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往往决定着教育目的在确定时的侧重点。就近代中国国情来说，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民族主义教育理念在很长的时期里决定了民国中小学学校历史教育承担着一个重大的政治使命。换言之，当民国政府在直接或间接制订和实施历史教育时首先考虑的是为民国政治服务，这也是特殊时代下历史教育的应有之义，整个社会对于中小学历史教育所给予的期望所在。

钱穆的一段回忆很能说明这一普遍性现象。他说：“去年（笔者注：指1936年，）暑假，北大新生入学考试，历史试题问及蔡京，据我所阅各卷，答蔡京为北宋有名书家的可十之七，知道蔡京在北宋政治上关系的不到十之三。我想此事很可看出中国现代历史教育之趋势。前人读史，于人物贤奸，国家兴亡，无不注意。或许近人治史，好言文化及经济等项，对于人物贤奸，政治隆污，不暇深论。至于国家兴亡，或许认为帝王家事而忽略了。我又想中学的历史课本里，定有一课特讲北宋的艺术等而涉及蔡京能书，故一般中学毕业生里，不知道蔡京是北宋政治上的罪人，而说他为书法家。此等好象小事，然而试问若将来中国的青年，只知今日的郑孝胥是一个书法家，或诗人，而不知其在满洲国做些什么勾当，或是我们将来的中国教育家，只教青年知道郑苏戡是一位民国的诗人或书法家，而不向他们讲他在东四省的一些丑历史，试问大家对此有何感想如何？此等历史知识要得要不得，此等历史教育，该当不该当？”[③]

其实，钱穆所言实际上揭示了钱穆对中小学历史教育“时代性”问题的思考，即尽管历史知识浩瀚如海，但是中小学历史教育应该有所精心选择，有其关注的侧重点，以实现出历史教育的时代价值，否则会让那些重要性并不突出的历史知识冲淡、削弱历史教育的实际价值。余英时先生说的好，在近代中国，“一切与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现代化运动，其最终成就都是没有保障的。”[④]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在钱穆看来，学校历史教育必须服务于民族独立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必须以此理念出发来选择课程内容。历史教育不能回避现实与热点问题，在关涉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上，学校历史教育不能躲躲闪闪，应该立场鲜明，这样的历史教育才有正确的导向性和针对性，才有时代性，教育效能才更明显。

实际上幻想超脱于政治的历史教育是不存在的，无论是近代教育还是现代教育，国内教育还是国外教育，概莫能外。民国时期最大的“政治”则是实现民族独立、自由与平等，民国时期学校历史教育的发展，就应该服务民国这一最大的“政治”。总之，从民国时期学校历史教育的发展看，其所承担的政治使命，简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基于这种教育理念，抗战时期的钱穆因为不满于国内学界过于贬损国史的不良现象，特意撰写《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⑤]，反复强调历史教育工作者要善于挖掘国史中的精华，并用来教育中小学生，主张“真正的中国人就必须学习中国史”和“历史有助于养成民族的自信心和自信力”的观点，可作这一结论极好的注解。摘引如下：

“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理论上却又绝不能算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此般的人，到处皆是，岂不可痛，岂不可惊”；“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

钱氏关于历史与民族文化关系高屋建瓴的总结是其论述中最为精彩的内容。他指出：“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在这里，钱穆赋予了特殊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非常神圣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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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无论是钱穆主张的从“国势民情”出发来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或中小学历史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都鲜明地体现了钱穆富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历史教育价值观，即中小学历史教育与国家发展及民族命运之间的不可分割性。由此拓展开来，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主义其实是钱穆中小学历史教育观中极其突出的主线。而且，在笔者看来，钱穆的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在今天依然有其积极意义。即已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小学历史教育是否还应该坚持民族主义教育理念？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日益繁荣富强，并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学校历史教育还要不要坚持民族主义的教育理念？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只要我们对民族主义不抱任何偏见（即不把民族主义理解成极端民族主义、沙文民族主义等），对其有一个正确理解，都不会反对这一点。

实际上，全球化时代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已建立起了事实上的平等关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虽已退出历史舞台，国际关系较前相比已进步了许多，但是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依然频繁爆发由少数发达国家挑起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战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性大大加剧，大同世界仍然遥不可及，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单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影响着世界的发展方向。正如学者凯兴施泰纳所说的：“在目前这种社会状态下，要求一个国家为人类的利益而漠视自己的安全，并要求它干预一切非正义的现象，未免为时过早。”[⑥]所以，现阶段，学校历史课程以民族主义理念为指导，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当然，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应该体现不同的特点。

实际上，新颁布的中学历史课标就渗透了民族主义的理念。从世界各国中小学历史课标研制来看，亦是如此。比如美国历史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帮助学生认清自己的历史背景；了解、欣赏和理解为了形成这个伟大的、强有力的国家的奋斗史，培养学生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韩国社会科中的《国史课程标准》（10年级），指出“国史作为阐明我国民族精神和生活实体的课程，对培养我国民族整体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⑦]

这些表述，都与钱穆的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有着内在的延续性，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从中我们不难回味出钱穆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的深刻性、前瞻性与普遍性。

参考文献：

[①]  钱宾四：《中学校教科用书之商榷》，《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

[②]  李秉钧：《新制东亚各国史教本》，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初版，1915年再版。

[③]  钱穆：《历史与教育》，《历史教育》第2期，1937年。

[④]  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联合报·副刊》1975年5月1日。引自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第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⑥]  [德] 凯兴施泰纳：《公民教育的目的》，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目的》，第458—45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⑦]  引自赵亚夫主编：《国外历史课程标准评介》，第79页、37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