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刚：“八荣八耻”与中学历史教育

所以，历史教育改革应该从“八荣八耻”中获得鲜活的启发，在价值导向上积极向学生渗透正确的“荣辱观”教育，以生动历史告诉学生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可耻的；什么是应该提倡的，什么是应该反对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憎观”，亦即我们常说的爱憎分明。实际上，“爱憎观”是“荣辱观”的发展与升华。当然仅仅明确了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应该有充实的史材来支撑。这里的“史材”，又必须以富有鲜明历史特征的历史人物为核心。 

在这一点上，著名学者陈训慈在抗战危亡关头提出的中学历史教育应特别重视民族名人传记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的设想（见陈训慈：《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典范。陈氏富有创意的地方在于，他将国史上的民族名人分为各具特征的三大类： 

第一类：“中国历代伟大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太宗、成吉思汗、王安石等。 

第二类：“振兴民族之中心人物”。包括“奉命奋威败敌拓疆者”，如秦恬、卫青霍去病、左宗棠等；“主持中枢扶危定倾者”，如谢安、寇准、于谦等；“远渡绝域威敌立功者”，如张謇、班超、郑和等；“出使应敌临危不辱者”，如苏武、郭子仪、林则徐、曾纪泽；“用兵讨伐有开拓内地之效者”等。 

第三类：“民族遭难中之忠烈”。包括“以名将力征而含冤废亡者”，如岳飞、袁崇焕；“以大臣祭国亡而殉难者”，如文天祥、时可法；“以名臣图匡复历壮志不成者”，如祖逖，宗泽；“以遗臣遗老抗新朝而殉难或拒命而引退者”，如郑成功等；“以疆吏为内乱而死难者”，如颜真卿；“以守将拒侵略而战死者”，如葛云飞、郑国鸿、聂士成、邓世昌等；“以志士谋革命而不成死者”，如李秀成、石达开、陆皓东、陈其美等；“以女子而卫国死难者”，如秋瑾、文成公主等。 

总之，陈训慈的意图很明显，历史教育应该“放大”历史上优秀人物的光荣事迹，给学生以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既坚实而不流于空谈，可以说是落地有声，有着极强的感染力。无论是战争年月还是和平时代，陈训慈的教育观都有其积极作用。 

如果说我们的历史教育在“放大”历史上优秀人物的光荣事迹上做的很不够的话，那么在反面案例的史材提供上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历史教育应该教育学生向“善”学“善”，但不能只局限于正面教育，实际上，历史上的反面史材更能发挥其巨大的教育价值。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除了一些劣迹重重的法西斯无法排除以外，我们还能发现什么？找到多少？据我所知，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在高中历史选修模块“历史人物评价”内容中最初设有“法西斯元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却被删除了，结果导致“历史人物评价”模块中是清一色的正面人物。

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回忆就很能说明历史教育在价值取向上的偏差。他说：“去年（笔者注：指1936年，）暑假，北大新生入学考试，历史试题问及蔡京，据我所阅各卷，答蔡京为北宋有名书家的可十之七，知道蔡京在北宋政治上关系的不到十之三。我想此事很可看出中国现代历史教育之趋势。前人读史，于人物贤奸，国家兴亡，无不注意。或许近人治史，好言文化及经济等项，对于人物贤奸，政治隆污，不暇深论。至于国家兴亡，或许认为帝王家事而忽略了。我又想中学的历史课本里，定有一课特讲北宋的艺术等而涉及蔡京能书，故一般中学毕业生里，不知道蔡京是北宋政治上的罪人，而说他为书法家。此等好象小事，然而试问若将来中国的青年，只知今日的郑孝胥是一个书法家，或诗人，而不知其在满洲国做些什么勾当，或是我们将来的中国教育家，只教青年知道郑苏戡是一位民国的诗人或书法家，而不向他们讲他在东四省的一些丑历史，试问大家对此有何感想如何？此等历史知识要得要不得，此等历史教育，该当不该当？”（见钱穆：《历史与教育》，《历史教育》第2期，1937年。） 

钱穆虽是针对民国历史教育而言的，但是巧合的是，钱氏之批评未必完全不适合于今天的历史教育。比如国史上，国家兴亡、朝代更迭是常有的事，但是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究竟有多少“贤相奸臣”？真是少之又少（相对而言军事领域的要多些）。我总觉得，政治史上如果没有了所谓的“贤相奸臣”，这还是政治史吗？这还是历史吗？不管怎么样，历史教育如果不重视培养学生善恶分明、爱憎分明的道德观，就不是好的历史教育。笔者幸运地在网络上搜集到一条宝贵的历史教育“史料”：1992年7月，天津市教育局颁布《初中历史德育纲要》 (试行稿)，其中有这样一句非常醒目的话，是这样论述的：（中学历史老师应该）讲述历史的是非、善恶，要有鲜明的爱憎、好恶的情感色彩。不知我们对于这句话有何感想？总之，真到了该我们反思学校历史教育的时候了。

此文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