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关于晚明社会发展步履艰难的若干思考

近在咫尺又远在天际

              ——关于晚明社会发展步履艰难的若干思考

内容摘要  晚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却受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民族，外交，阶级关系等各方面的制约和阻碍，难以出现历史性跨越。

关键词     晚明   因素   积重难返   步履艰难

晚明时代，即从明朝嘉靖帝统治开始至崇帧帝最终亡国的历史时期，它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奇异和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尽管政治上封建制度走向衰落，明朝社会存在着极端的封建专制制度，封建君主制度行将就木，苟延残喘，但是农业生产仍然有了新的发展，纺织，制瓷，冶铁等手工业兴旺发达，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一批工商业城镇兴起，以白银为核心的新赋税制度开始实行，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在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和思想上的新动向萌发，西方科技宗教逐渐东来，历史发展呈现着令人振奋和欢欣的新情形，颇具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变化，然而晚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却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和历史性跨越，甚至在农民起义军与满清军队的内外夹击下迅速的垮台。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

终明一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极端强化，从朱元璋废丞相权分六部，宰相制度寿终正寝，有效的分权和制衡机构丧失，专制皇权达到顶峰。其后，皇帝较少地专注国事，明神宗“不见朝臣竟达二十多年，完全不理国是，荒于朝政，皇帝多是协调政事，统一政令，或较多地依靠特务统治和宦官操柄，这些宦官秉承皇帝旨意，直接对皇帝负责，监视官吏，控制人民，执掌着对官民生杀予夺的权力”，尤其是明熹宗时，魏忠贤之流独揽大权，通过厂卫特务机构造成的惨烈局面更是令人发指。他们不仅撤消了大批富有军事才能的将领，重用八股文专家为统帅，而且遍插党羽，广搜财富，严刑镇压人民的反抗。“尽管晚明时代书院学校比较兴盛，各种类型的学校很多，东林书院及东林党人不断地聚众讲学，评议朝政，抨击腐败，产生了很强的舆论影响”，“可是他们进行的种种努力所起作用是有限的，它受到专制体制和社会舆论机制的束缚，也处在特务统治的严密监视之中，他们的最终结局再一次说明晚明知识分子力图以学校为讲坛，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醒省皇权的幻想是不现实的，即使存在着士大夫们普遍的集体意识的觉醒，在当时条件下，他们的力量是难以对抗宦官太监政治的腐败和扭转政坛上的颓废局面的” （马晓英《现代化视野中的晚明时代》刊登于北京《新视野》2002年2月）。

因此与自由民主政治相悖的晚明专制体制的枷锁就大大地束缚了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它体现的依然是自给自足，背弃市场和扼杀贸易、闭塞流通。明熹宗死去后，崇帧帝即位，这时整个社会已腐烂不堪，千疮百孔，朝廷内外几乎都被宦官及其党羽所控制，尽管他一直勤于政事，提倡节俭，不近女色，夙夜操劳，大灭阉党，励精图治，广发罪己诏，招纳贤才，但是仍免不了成为末代王朝的亡国之君。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沉重的苛捐杂税，连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命，丧失土地的农民纷纷成为流民，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晚明政府不断派兵镇压，总是无法剿灭，而且农民起义军越剿越多”。“至于军饷问题，虽然政府税费一再征收，将士的费用仍然被严重地拖欠，大批的明朝军队被驱赶到战场上为政府打仗卖命，却又缺粮断饷，因此他们抢劫百姓就理直气壮，心安理得，相反，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与数百万虎狼般的明军比起来，军纪优良，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拥戴，农民起义军的威望深得民心” （林洛  《明朝灭亡的真相》（上）（下）2003年1月13日 光明网观察周刊）。

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明朝末期的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下，在腐朽的专制统治的一潭死水中，失却了自由宽舒和市场化的气息，尤其是本身已有发展更崇尚自由与市场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更是雪上加霜，苛税如毛，名目繁多，奄奄一息。

                     二

晚明时代，一批又一批从纺织、制瓷、冶铁、贩运的地主、商人和官吏，在利润的刺激下，开始大量的投资于手工工场。这些工场主获利后，没有将投资继续倾注在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上，他们“不愿意积累积金，调节市场，担当风险，而是用来买田置地，以土地的数量和规模告慰先民，显示自己与家族的富裕豪华，兴业购房，以不动产的广泛遍布显示自己为子孙后代所留下的基业恩荫，因为这种财富远比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家获利丰厚，而且周期较短，安全可靠”。此外放贷盘剥也获利甚厚，不少人在放贷的同时还用土地做抵押，把土地当作永远值得信赖的信物。再者，通过财富及金钱，“这些“暴发户”可以轻而易举地跻身于士绅和官宦阶层，形成官商士一体的身份结构模式。而市场经济的外向性，开拓性，进取性在传统政策下就显得软弱无力，同时，继续投资工商业，风险大，周期长，限制多，易亏损，无保障“。（马晓英《现代化视野中的晚明时代》

刊登于北京《新视野》2002年2月））

可见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财富远远大过了商品经济下的利益。晚明时期国家货币制度十分混乱，也无疑影响了商品流通，交换，更增添了一些工场主，大商人和地主、官吏的疑虑。

4        不仅如此，晚明政府对于一些方面，如粮食流通等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还是鼓励的。对于国家需要但又不愿直接介入的铜、盐、铁等行业，政府鼓励商人介入，但是又无止境地对他们敲诈勒索。就年号万历的明神宗而言，他在位四十八年，而且即位之初，在张居正的辅政下当时社会发展，国家繁荣，经济发达，但后来他不理朝政，不问国是，懒堕沉沦，爱财如命，囤积物资，醉心于财富。历史记载，万历初全年的国库收入为四百万两百银左右，皇宫的固定费用每年一百二十万两，几乎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他仍不满足，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明神宗就直接搜刮了矿税，商税达二百万两。只要与矿税有关的奏章，一呈报上来就马上得到批准，相反，其他类型奏章他竟一放就是几年（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这一时期太监往往被当做皇帝的代表到处搜刮，收上来的钱全部被放进皇帝私人的仓库，事实上这些太监和宦官一方面大肆为皇帝积累财富博取主子的欢欣，另一方面又把其中的部分东西据为已有。例如万历和开启年间的各大工商业城市里发生了多起反税监矿监斗争，就起因为皇帝看到纺织，制瓷，工矿丰厚的利润，太监，官吏径往苏杭各地，勒索重税而引发的人民斗争，涉及群众遍布商人、工场主、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如果说明神宗天性贪财，贪得无厌的话，那么明熹宗醉心于木工活计，重用了魏忠贤，就使得这些以皇帝名义外出并行使不受限制权力的太监给老百姓和大批的手工工场主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围绕着钱，官场上买官卖官，贪污盛行，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军队中欺上瞒下，克扣军饷，虚报兵数，战斗力低下。层层搜刮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在市场，资金，原料，规模方面遭遇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发展进程步履艰难。（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三联书店1993年3月）

                      三

明初为防范农民起义余部与海外势力之间的联系，继而为防范倭寇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明政府开始实行了海禁政策，对私人外贸及船舶制造业明令禁止，对违反政策的人和事严惩不贷，但它并不禁止朝贡贸易。应该说，整个明朝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活力远不及宋朝，宋朝时政府重视对外贸易，重视科技的发明与应用，如指南针，船尾舵的发明使远洋贸易成为可能。但到了明朝时，虽然统治者目光开始转向大海，可朝贡贸易过多地实行，即使郑和的船队总会带回一些朝贡的物品，但这些珠宝仅为皇室的玩物且耗资巨万，得不偿失，遂成古代远洋航海的绝响。这种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的行为是建立在封建政府的财政破产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海禁政策在明朝嘉靖统治中后期有所松弛，此后的东西方海上贸易也活跃了一些，而且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曙光与希望，“但总的看，它在本质上仍未突破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形态或制约，而且这种贸易活动缺乏市场性与商业因素的作用，充其量仅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辅助”。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的兴起，这种松弛和封闭的海外政策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正是在明朝统治走向衰落的时候，在西方哥伦布却率领着他的一支小船队，横渡茫茫的大西洋，克服了重重困难，把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自由，贸易，商业及其他一些文明带到了世界鲜为人知的角落。尽管他本人在菲律宾被人杀死，但他的同伴却以资本主义的开拓精神与冒险品格最终完成了这次伟大的环球大航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所需要的诸多因素在专制状态下再一次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失之交臂。

晚明时期从根本上缺乏积极进取的统治者和与之相适宜的政治制度，海外政策也就不可能是积极进取的了。同时在体制与经济实力上的限制，政府也无法开展积极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了。尽管这一时期从外国传进了不少的先进武器，水利技术，农作物种子，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时代性东西，但是这种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与体制僵化所抵消。林洛先生说“明朝的腐败注定了它的没落”，这是一语见的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三联书店1993年3月

2 朱宁主编《变乱中的文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3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中国古代史》（选修）

2000年4月28日

5        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

5        马晓英《现代化视野中的晚明时代》

刊登于北京《新视野》2002年2月

6        林洛  《明朝灭亡的真相》（上）（下）2003年1月13日

       光明网观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