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文革往事之一：文艺队队员
从一九六六年九月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我当了整整十年的文艺队队员。宁静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穿着军衣、脚稍微外八字撇开、很有弹性地走路的样子，是我们那个时代文艺队队员的真实写照。
最早关于表演的记忆是我四岁时演出的舞蹈《我们新疆好地方》，舞蹈的动作我已全然不记得，只记得演出完了以后，我不是从后台下台，而是父亲直接从舞台上将我抱了下来。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我还演出了《拔萝卜》的舞蹈，好像改编自一个童话故事：一个老头发现一个大萝卜，自己拔不动就叫老太太来帮忙；还拔不动就依次叫出了小姑娘、小花狗、小花猫来帮忙，最后终于拔出了萝卜，大家高兴地摔倒在地上。我扮演的是小姑娘。这时的节目都还是很浪漫和自由的。
文革开始时，我在厂里的子弟小学读小学一年级。厂里的工人文艺队排演了大型秦腔《收租院》，里面有一个小姑娘的角色。妈妈的朋友正好是女主角，就叫我去试试。我一试，无论是唱的还是表情大家都很满意。我真不知道，从小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怎么会表演出那个饥饿无力的小女孩的样子。那段曲子我至今还会唱，是一段凄凉的“碗碗腔”：“望着这只斗，叫我好发愁。妈妈，我饿！看着这只斗，仇恨满心头。”
随着文革的发展，我们文艺队不断地配合着形势的发展，演出了许多节目。
文革初期，各地开始了忆苦思甜的运动。我们排演了《一个破碗》，说的是一个妈妈给参军的儿子和读书的女儿讲述父亲拿着一只碗讨饭被地主逼死的故事。我扮演其中的女儿。一开始我先上台，说：“我叫张霞，今年整十八，学校今天放了假，我要回家看妈妈”。后来探亲的哥哥回来，我在路上没认出来，一不留神撞了他一下。就为这一撞，我就排练过很多次。那时我们都很“封建”，男女生从来不说话，更不要说身体有接触，我不好意思撞“哥哥”，每次都是轻轻碰一下，老师很生气批评了我，要求我必须重重地撞。我只好按照老师的要求做。结果演出完了以后被同班的男生耻笑。那时，我演得很逼真，每次都演得眼泪汪汪的，真不知道这种“无产阶级感情”从何而来，也许就是一种朴素的人类的情感吧。
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期，每接见一次，我就要上街演出一次。我们把进行曲节奏的歌曲，排练成一种行进舞蹈，一边游行一边跳。我跳舞时非常注意“表情”，总是激情满怀，笑靥如花。结果全校的同学们纷纷议论，说我是文艺队队员里最“骚情”的。有时走在路上，就会有些调皮的男孩对着我大喊：“骚包鬼！”
文革初期的舞蹈“革命性”很强，演员全是穿着军衣戴着军帽，腰里系着军皮带。报幕员用高八度的嗓子报幕：“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我们红彤彤文艺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我演的最好笑的一个舞蹈简直是骂人加打架，歌词是：“（唱）反帝必反修，坚决打倒苏修！（喊）无产阶级革命派仇恨满胸怀，苏修老混蛋，你睁眼看一看，要是不投降就滚他妈的蛋！“最后一个动作是手插腰，右脚狠狠地向左前方踢去。
忠字舞是人人都要跳的，我作为文艺队的骨干，要到全校各班去巡回教舞，真可怜那些没有舞蹈天赋人，他们跳舞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折磨也是对观众的折磨。记得有年放寒假的时候，我负责组织我家那栋楼的居民和学生每天早上跳忠字舞。有位山东老太太，非常革命，每天都不忘戴红袖章和跳舞，因为她不识字，袖章总是戴颠倒了，我们也不告诉她，每天只是看着她笑。她跳舞仿佛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但是总是顺拐，看上去像个瘸子，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还演过样板戏《痛说革命家史》中的李铁梅和《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演样板戏我总是找不到感觉，老师也总说我的动作太软，不够有力。
我还演过很多集体舞：藏族舞蹈《洗衣歌》，反映的是一群藏族姑娘帮助“金珠玛米”（解放军）战士洗衣服的故事；《阿里山的姑娘》表演的是台湾高山族姑娘劳动的场景；《大刀舞》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片断；《红军组歌》和《革命历史组歌》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喜晒战备粮》反映了农民丰收了以后，将战备粮扬晒的劳动场景；《各组人民热爱毛主席》等等。
比较难忘的是演过的几个小舞剧。
一个是《聋哑人高唱东方红》，反映的是一个维吾尔组的聋哑姑娘，在解放军的医疗队的针灸治疗下开口讲话的故事。这个舞蹈是我一个人用了两个半小时，在一家邮电局的走廊上，跟一个工厂的文艺队员学会的。我一个人要记住聋哑人、解放军、聋哑人的爷爷，群众四套动作，那个教我的文艺队员为我的好记性咋舌。我扮演聋哑姑娘。一上台的歌词是：“手捧着毛主席的书，不能放声读，站在草原望北京，不能唱东方红。草原呀草原，草原天天在变样，聋哑人不能把赞歌唱，不能把赞歌唱。”后来，两位解放军给我“针灸”，我开口讲话。解放军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毛主席万岁！”我跟着学说话，第一个字“毛”一出口，我要表现出把自己吓了一跳。由于我演得很逼真，每到那个时刻，全场鸦雀无声，都等着我说话，好像他们真的看见一个哑巴会说话了似的。那个演解放军的男孩眼睛很漂亮，老师要求我们在他教我说话的时候互相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很老实，总是深情地看着我，我那时已经情窦初开，不好意思看他。我到现在还想得出他那双眼睛的神情。最成功的是在张艺谋母校（陕棉十厂子弟学校）的那次演出，演完后全场掌声雷动。接下来我又跳《喜晒战备粮》，第一个打头跳出幕来，全场都笑起了，觉得刚才还是哑巴，现在又变农妇了。
还有一个舞剧叫《两把锄头》，演的是两个姐妹，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发现有个地主在埋“变天帐”，然后跟他搏斗，拿到了“变天帐”，把地主抓了起来。我扮演的是足智多谋的姐姐。
《牧歌》是舞剧《草原儿女》中的一段双人舞，我跟一个男生跳的，他现在已是高校的教授。这个舞蹈很抒情，是我很喜欢的舞蹈。
我们文艺队经常在全校参加夏收或秋收时，不参加劳动，到田间地头巡回演出。演一些表演唱、对口词、三句半、独唱等节目。最好笑的是有一次我演三句半，我演最后的那个半句，由于台词很逗，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我也受到感染，也笑不可支，竟然把手中锣扔到台下去了，台下的观众把锣又扔上台。台上台下笑翻了天。
在这些演出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九六七年，我父亲被关进牛棚，我成了有问题的子女，老师尽管很想让我参加演出，但不敢这样做。等到父亲后来被“解放”了，我才又参加了演出。还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样板戏合唱，所有的演员都穿军衣穿军衣戴军帽，分不出男女，演出前，我以为我前面看表演的是我们班的某个女生，就拍了“她”的肩膀一下，结果却发现是个高年级的男生。第二天全校都传遍了一个“轶闻”，说我“搂”了那个男生。那个男生不堪舆论的压力，竟然到我们班打了我一拳。我觉得很生气。后来，我们都长大了，他搬到我家邻楼，每次见到我都想跟我说话，我始终都不正眼看他。俗话说，三岁看老，这样的男人长大也是个不敢担当的男人。
“狠批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们学校要参加市里汇演，老师让我创作节目，我花了一个下午创作了一个表演唱《小小影评会》，把当时演的革命电影评论一番，又唱又跳，居然获得市一等奖，让我在全市大会上发言。我不会写发言稿，结果是厂里宣传部的人写好稿子我去读的。这件事很长时间里很令我感到后悔和忏悔：我居然写了个反对我热爱的人――邓小平的表演唱！没有邓小平我就不能上大学。不过，现在想来也释然了，每个人在历史中，并不都是历史的知情者，被愚弄蒙蔽的人总是大多数，以我那时的年龄，不可能明白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
十年文革，十年演出的经历。我从中学会了很多，我的胆量、对于文艺作品的理解力和表现力、语言能力等都在表演中锻炼出来了，对我以后的教学生涯非常有帮助。
那个年代人们认为文艺队队员都是比较风流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发展。记得我刚考上大学时，在车上遇到我们地区文工团的团长，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读大学。他吃紧得眼睛睁得大大地说：“你在读大学？”
十年文革，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来说是一场浩劫。但具体到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就不是仅仅“浩劫”二字可以囊括。由此，我想到，在我们研究文革历史时，应考虑到每个地区、每个群体、每个人在文革中的不同境遇和感受。
我现在还常常做一个梦：学校要演出了，老师没有通知我。我急得从梦中醒来。那一段历史，那一段当文艺队员的历史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