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的教科书编写和采用，是一个大纲统一、教材多样的体制。历史教科书也因为这个体制而呈现多种版本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下，一些掩饰、篡改甚至美化侵略的教科书，明显违背了日本大纲要求的教育国际化原则，因而也是与日本教育总体上体现出的现代化理论原则相矛盾的。
早在很多年前，日本的教科书就在有关侵略的字眼上做文章，把“侵入”改为“进入”。这两个词在日语中发音相同，但含义却不一样，按日本讲谈出版社《日本语大辞典·彩色版》[3]，“侵入”就是不法地进入别国领土。
日本的教学大纲并不规定各种教科书编写中具体的知识点及其联系，所以一些教科书就在国际与国内关系上精心组合，把一幅“侵略——反抗侵略”的历史画面涂改为“反抗——扩大战争”，凡是日本扩大侵略的事件，在小标题之下总是这样组合。以十多年前的山川出版社出版的《标准日本史》[4]、《详说世界史·三订版》[5]为例。张学良成为国民政府委员——日本占领东北；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后国共接近——卢沟桥事件。日本教科书的这样组合方式是想表明，只要中国人民不反抗，日本是不会发动和扩大战争的。同样的组合方法也出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中：中日战争长期化的压力——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ABCD包围圈（指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荷兰Dutch）压力——袭击珍珠港。
日本的教科书都有关于世界大战中因战争而带来的人类灾难的记载。可是只有很少的历史教科书客观地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的战争罪行，多数教科书或多或少、有意或无意地避而不谈侵略罪行，相反，无一例外地详细叙述诸如美军空袭和原子弹对日本和平居民的损害。原子弹作为战争时期残酷武器的一种，其使用是遭到世界舆论非议的，但是日本历史教科书却错在下列三点：一是少记录或不记录日军暴行，二是过重地扩大日本遭受损失的记载比例，三是根本不涉及美国空袭作用与原子弹的军事意义。与之相比较，日本的教科书把“南京大屠杀”这样国际公认的日军战争罪行放在非常不适当的注解位置，甚至有不认账的迹象。首先表现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称谓上，有的教科书称“虐杀”（即“惨杀”），而多数教科书却称“南京事件”，大大减轻了罪恶分量。甚至有历史教科书这样写道，“战后东京审判时谴责日军在南京杀害了包括非战斗人员的很多中国人（南京事件）”[6]，造成一种似有似无的印象。
日本历史教科书更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不承认战争罪行，甚至美化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其表现是关于日本侵略东南亚国家的记载：“最初日军被当作殖民地的解放者受到欢迎，但后来为维持治安和获得资源而军事占领，军政当局无视当地历史、文化，实施日语教育、神社参拜、强制劳动、禁止集会等，加之初期在新加坡的许多残暴行为，导致居民强烈反感，日军陷入各地抵抗运动的烦恼（注：另一方面，战争中的日军在东南亚殖民地驱逐欧美势力，成为战后阻碍旧宗主国重新统治，东南亚取得真正独立的开端）。”[7]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人民的正义与全力以赴之中结束的，是和平、民主与国际协作的胜利，如果日本教科书继续采取这样的不负责任的立场，则将来日本的青年一代很难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很难真正扩大和平、民主与国际协作的范围，而这将是日本多年来为适应社会的国际化而进行教育改革及修改历史教学大纲的失败。如果再进而否定侵略史实甚至个别教材美化侵略，那各国人民便要对日本的“国际协作”产生怀疑甚至是警惕了。
【作者简介】卢新建（1955—），男，江苏省南京市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
参考文献：
[1]日本文部省．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Z]．1989．
[2]日本文部省．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Z]．1999．
[3]日本语大辞典·彩色版[S]．讲谈出版社，1989（12）．
[4]标准日本史[M]．山川出版社，1987．
[5]详说世界史·三订版[M]．山川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