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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史研究思考

时间:2009-10-18 17:18:47  来源:虞和平
 

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
   

虞和平

        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开展,主要是循着两条轨道前进的。一条是学术研究本身发展的轨道,也就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如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还有疑问?哪些问题还需要探讨?另一条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轨道,也就是正对现实社会中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选择研究课题的基本出发点。本着这一出发点,近些年来我选择了中国现代化历程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成果《中国现代化历程》已于2001年出版,现在我想本着这同样的出发点,就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中最近提出的一些问题和今后发展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 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认同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但是,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是一种什么关系?中国是从什么时候起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怎样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则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一)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在早期的研究者中,持传统与现代对立论者不在少数,认为凡是传统社会的因素基本上都是与现代化相对立的,都是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因素;或者忽视这一问题而不论。近来,这一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而且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简单划分,转向对传统社会因素内在变异及其与现代化关系的具体分析。其最主要的成果是通过对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社会因素变异的研究,而得出传统社会与现代化并非对立,或认为已产生了现代化因素,如专业商人(徽商、晋商、陕商、粤商、闽商)的出现;商业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增加;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移和合作;工场手工业的产生(资本主义萌芽);雇工制度上的人身隶属关系的松弛;理学向心学的演变;经世致用思潮的产生和复兴;重商思想的出现和商人地位的提高;西学东渐的开始。在“东亚四小龙”出现之后,又使新儒家文化风行一时,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不与现代化相对立,而且是有利于现代化的.甚至还可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弊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型的儒家文化似乎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管是哪种模式,也不管出于哪种动因,现代化都是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开始的,与传统社会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但是,对于传统与现代这两者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只从理论概念上进行评判,而应该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就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情况而言,传统社会因素对于现代化既有相对立的一面也有相适应的一面,就是那些已经发生变异的传统因素也存在着这种两面性。从总体上来说,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传统因素,对民主化有较多的阻碍作用,基本上处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如君主专制制度和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在伦理道德和民族意识方面,传统因素对社会整合和民族化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可资利用的一面,如传统的“德政”和“仁、义、礼、智、信”观念,既是一种封建礼教,也对改善政治、协和人间关系、稳定社会有一定的利用意义;传统的“天下”意识,虽然是一种君临天下、夜郎自大的封建帝国观念,但是也由此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凝聚力,成为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经济思想和经济因素方面,有了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变异,增加了对现代化的适应性,但是也并非完全适应,尤其是在商人的观念习俗上还存在着某些不相适应的一面,如工商业和商人中的行业垄断、行业神崇拜、以本(农)守身等。

        (二)关于中国从何时起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以往的有关研究已有两种说法:一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进人中国及其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影响出发,把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二是以机器工业的产生和民主意识的萌生为由,把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这两种说法已为众所周知,勿需赘述。最近,吴承明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一书中又提出了第三种说法,即以16世纪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

        以16世纪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主要是从市场经济出发的,其理由是:因为生产发展和工业化的前提是市场的扩展,市场经济的出现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又都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所以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建成之日就是现代化实现之时。16世纪时,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开始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以也就有了现代化的因素,也就开始了现代化.

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也是一种全新的研究体系,值得重视,但是也有不少令人疑惑之处。首先。市场虽然是工业化的重要前提,但它只是现代化的前提,并非现代化的本身内容,而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身内容。其次,市场只是工业化的一个前提,而并非惟一的前提,如果这一前提可以作为现代化的标志,那么其他前提是否也可以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如此则现代化的标志将莫衷一是。第三,尽管市场是工业化的一个前提,也只是说它有可能促进工业化的产生,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它还需要有科学技术、制度变革等条件,否则在16世纪已经有明显发展的市场经济,为何在300多年中一直没有促使工业化产生,而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才有工业化的开端。第四,市场和商品经济在16世纪之前已经存在,16世纪以后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它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是否有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的明显区别。第五,以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和建成作为现代化开始和实现的标志,就意味着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工业化建设和实现都将被排除在现代化之外,从而也就完全改变了现有研究对世界各国建设和实现现代化所排列的时间表,有的将提前,有的将推迟。

因此。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传统社会因素虽然发生了不少的变异,但很难说它们已是现代化的因素,已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而只能说传统社会内部产生了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或者说产生了一定的开始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变异都是在传统社会内部发生的传统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作为现代化主要标志的机器大工业、民主主义制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因素尚未产生,也很少有对这些现代化因素的思想追求,只能作为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即为以后面临外来资本主义因素时的对接和应对提供了一些条件。当然,这一说法所告诉我们的市场经济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以后的现代化史研究需要加强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问题,一般来说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传统社会因素逐渐转变为现代化因素;二是引进国外的现代文明对传统社会因素进行改造,使之快速转变为现代化因素;三是完全引进国外的现代文明在传统社会中直接建立现代化因素。其中前两个方面也可以合而为一,成为两个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二元社会结构.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说,第一个方面主要是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的某些传统社会因素,它的内在质素是如何随着社会环境的现代化而逐渐现代化的,如农业、商行、钱庄、当铺、工场手工业、行会组织等。第二个方面主要研究某些从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因素,如何通过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文化和体制,从而很快地改变为现代化因素,如农业中随着现代的耕作技术、生产组合方式的逐渐采用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而产生某些现代化因素;有些工场手工业因添置机器设备而改变为现代工业;有些钱庄因改组为银行而成为现代金融业。第三个方面主要研究这些通过从国外引进而直接建立的现代化因素的生存发展问题,如怎样处理好现代化的设备和形式与传统思想意识和管理体制的关系。

         二 现代化史研究的总体对象是工业社会史

         现在,国内外有一部分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范式提出了一些质疑,有的甚至认为现代化研究范式已经过时,其主要理由是认为现代化研究对象的非普遍性和不确定性。这种质疑主要出于两个疑虑:一是认为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核心指标,但是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可以不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因此现代化研究的对象没有普遍意义。二是认为现代化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现在,中国等后进国家还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到世界各国都实现了现代化而进入后现代社会之时,乃至再往后的未来社会,现在所运用的现代化概念显然不再能成立,而从时间和时代上来说“现代”和“现代性”是一个永恒的概念,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将继续存在,那么现在所谓的现代化范式的“现代”和“现代性”概念与未来社会的“现代”和“现代性”显然是不同的,而称谓则必将继续延用,因此现代化研究的时代性和现代性是无法界定的,进而言之,现代化的概念也是不明确和不确定的。这两个疑虑的提出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否定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只是向现代化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现代化研究范式作出新的思考和调整。

        对于第一个质疑,我认为是对现代化概念的不完全理解所至。现代化当然包涵着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现代化,而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地区的现代化也可以有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实现道路和模式.但是,现代化更是一种全人类的现象,更是一个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从现代化的全人类性来说,它的实现必须要以工业化为基础,即使是现在已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状况如何,仍然是衡量其经济景气状况的一个最重要指标,其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的有所降低只是因为其工业生产已充分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不是工业化基础地位的丧失;至于某些国家和地区主要不是通过工业化而是通过资源输出,或发展旅游和第三产业使其人民生活实现现代化,但是这只是极少数的小国家,而且归根结底也是依赖于工业化的,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它自己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那么有谁去购买它的资源,又有谁去它那里旅游、购物?它又将如何开发大量而优质的资源,又将如何提供可供人们享受的高档旅游设施和可供人们采购的丰富物品?因此,从现代化的大概念来说,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无可置疑的。

         当然,这一质疑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现代化史时,要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现代化道路和模式,要采取与之相应的衡量体系。这就是说,对某一国家的现代化研究,不可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惟一核心内容,要注意经济发展中的非工业化因素,要重视人民生活的现代化水平状况,要把工业化成长程度、非工业化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状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的现代化来说,其工业化程度的衡量指标是否一定要与欧美、日本等西方大国一样,还是应该有所区别,要多考虑一些农业现代化问题、非工业化经济发展问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问题,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对于第二个质疑,我觉得考虑得有点过分长远。任何一个学科和学术名称的出现都会有它的时代性,它不可能完全为下一个时代所沿用,也不可能兼顾到下一个时代的学科和学术名称,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就像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某些学科和学术问题,在内涵概念上会与上一个时代(封建社会时代、农耕社会时代)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所采用的学科和学术名称,则并非与上一个时代完全相同,也非上一个时代所设计的一样。现代化这个学科名称的出现和普及,是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密切相关的,既然世界各国存在着一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那么就不可能不对这一过程的发展规律进行学术研究,随着这一研究的发展和积累,便使之逐渐形成为一个具有比较完整学术体系的新学科。因此,现代化研究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具有时代性.尽管“现代”这一概念可能是永恒的,但现代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有其特定的“现代性”和“时代性”的.

         当然,这一质疑也提醒我们需要对现代化研究的对象及其“现代性”和“时代性”进行新的思考,我认为可以把工业社会作为现代化研究的总体对象,这样做至少有三点益处:第一,可以整合和丰富现代化研究的内容。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除了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核心指标之外,还列出了其他众多的现代化指标,而且各有不同的选择和解释体系。但是在实际上,现代化的其他各种指标都是工业化的派生物,都是随着工业化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它们与工业化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工业社会,因此现代化研究的总体对象实质上就是工业社会.如果把工业社会作为现代化研究的总体对象,那么它不仅包涵了现代化研究范式所开列的各种指标,而且使现代化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而统一。

         第二,可以进一步明确现代化概念的“现代性”、“时代性”和阶段性的界限。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历史时代,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时代;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采猎社会、农牧社会、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其中采猎社会与原始社会并存,农牧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工业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至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还是工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以后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则尚不可知。如果以工业社会为现代化研究的总体对象,那么现代化概念中的“现代性”就是工业社会的各种特性,其“时代性”也就是整个工业社会的时代,只要工业社会存在,现代化的概念也就有存在的价值。以工业社会为现代化研究的总体对象,不仅要研究二正业社会的产生和形成过程,而且要研究它的发展和变化阶段。迄今之前,人类社会已经经历过的工场手工业时代、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可以说是工业社会产生和形成的不同阶段;现在,学术界所提出的后现代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新型工业化时代等概念,都不能脱离工业生产,也都没有超越工业社会的时代,而只是指出了工业生产的技术和方式的发展变化,只是工业化及其所建立的工业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可以进一步明确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道路选择的重要性。如上所述,工业社会既然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把工业社会作为现代化研究的总体对象,也就自然包涵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研究现代化也就要研究这两条现代化道路的区别和相同之处,就要研究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转变和发展过程,就要研究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我调整过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我完善过程。既然现代化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分,那么每一个国家就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否则就不能顺利快速地实现本国的现代化.这一点已为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所证实,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选择经过了资本主义、苏式经典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到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使现代化建设既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又走上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腾飞阶段。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不仅为人类的现代化创造了一种新的道路和模式,也为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典型。

        总之,无论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还是现代化研究的对象问题,都是研究现代化史的关键问题,尤其是研究中国这样具有悠久传统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现代化史,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研究虽然已有所关注,但仍有待于更加深入和开阔的研究。

[作者简介] 虞和平(1948—),男,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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